Me 109越来越了解B-17的作战方式，战果也随着增加。在7月28日，5/JG11的Fest中士在用一枚250公斤炸弹摧毁了3架轰炸机。而在当天坠落的22架B-17中，有11架是II/JG11的指挥官冈瑟·施佩希特上尉击落的。施佩希特上尉在1939年12月北海上空的战斗中失去了左眼，但又重返战场成为杰出的飞行员，并且最终成为JG11的指挥官。7月26日，92架B-17轰炸了汉诺威，50架在8000米高空袭击了汉堡。德国空军在汉诺威击落16架战机，在汉堡击落8架。
盟军于7月底发动了“哥摩拉行动”，在7月25日/26日和8月2日/3日夜间，800多架兰开斯特和哈利法克斯轰炸机袭击了汉堡，40000多居民丧生。皇家空军通过投掷大量的锡箔来干扰德国夜间拦截机的雷达，把德军对夜间战斗机的自信击得粉碎。德军急需新的夜间拦截方案。
这个难题的最佳解决方案由III/KG 30的指挥官哈琼·赫尔曼少校提出。赫尔曼少校指出如果下方有个燃烧着的目标，他的轰炸机在高处就能够清晰可见。他的主意是用火焰、探照灯和高射炮火来增强这个目标光源，然后使用单发战斗机去自由袭击目标上空区域完全可以看见的轰炸机。这个建议被立刻实施，组建了被命名为“野猪团”，带有实验性质的JG300野猪联队，由赫尔曼指挥。随着JG300取得显著的战果，JG301和JG302也先后成立，并在这三个联队之上设立了第30战斗师。库尔特-Kettner中校指挥JG300驻守波恩，赫尔穆特·Weinreich少校指挥JG301驻守慕尼黑，曼弗雷德·Massinger少校指挥JG302驻守柏林。
野猪团中诞生了两位杰出的飞行员：JG300第2大队的克劳斯·Bretschneider和康拉德·鲍尔。但由于战斗机的短缺，每个野猪团中只有一个飞行大队可以完全拥有自己的Me 109G-6战斗机，其他大队不得不共用战斗机。盟军成倍增加的空袭使得战斗机不断的执行任务，然而维修时间又日见减少。这种情况极大地降低了飞机的可用性，到1944年，各野猪团逐步转变为日间作战。
8月1日起，驻北非的美国第九航空队的178架B-24“解放者”轰炸了罗马尼亚的Ploiesti油田。翰斯 哈恩上尉率领JG 4第1大队在距离Ploiesti二十公里处的Mizil基地进行了拦截，并得到了托玛上尉率领的保加利亚皇家空军飞机协助，共同击落50架B-24。而驻希腊Kalamaki的JG 27第4大队则在Benghazi拦截了返航途中的解放者。阿尔弗雷德·伯克中尉率部击落至少4架B-24，击伤55架。
8月13日，第九航空队袭击了维也纳新城飞机厂。这家公司是梅塞施米特的生产厂家之一，因此成为美军的重点攻击目标。三天后，美国空军又派出驻扎英国的B-17机群开始对德军雷根斯堡的梅塞施米特战斗机工厂实施轮番轰炸。轰炸后，B-17机群没有返回英国，而是向美军驻北非的基地飞去。这一策略扰乱了德国空军防御司令部的判断，在他们做出有效反应之前，B-17已经跨过地中海进入非洲。
在戈兰德中将的敦促下，德军将领开始认识到，要想与数量如此庞大的轰炸机抗衡，必须首先解决战斗机的生产问题。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德空军总参谋长汉斯·杰斯霍尼克中将畏罪自杀，因为意识到自己过去做出的很多决定是错误的，而且大多无法挽回。像此前死去的恩斯特·尤戴特上将一样，杰斯霍尼克中将也留下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我无法与帝国元帅一起继续工作了。”戈林元帅总是拒绝承认自己在过去犯下的错误，并且继续把责任推卸给部下。他从来没有面对现实，不但不能提出解决方案，还总是攻击别人。原第一航空队副指挥官京特·科滕将军被任命接替杰斯霍尼克中将的职位。尽管军备部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努力促进战斗机的生产，德国飞机产量实际上仍不能达到以前的水平，导致产量降低的直接原因就是美国空军对航空工厂的轰炸。1943年，德国战斗机产量从7月份的700架降到9月的500架，到12月则只有350架了。但是德国飞行员们仍然士气高昂，尽可能地击落美国轰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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