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集团军兵员主要都是临时参军的平民，而非职业军人，他们自然全部都是读报纸的普通老百姓，我觉得要统率这样的人，不仅需要一个领导人物，还需要一个集中大家意志的焦点换句话说，不仅需要一个主人，还需要一位福星。我于是着手满足他们的第二个需要，我深信如果他们能把指挥作战的人看作一个人，一定大有助益。只服从不具人格的偶像是不够的。他们必须认识我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种分析听起来好像冷酷无情，只是闭门静思后作出的决定，不错，它的确是这样来的，我承认这一点。一定要研究出一个最佳办法，去统率这支军队，把他们的优点发挥出来，把他们训练成一支作战有效，心里满足，甘愿听令效命的部队，因为我吩咐他们执行的任务越来越艰巨。不过我也得承认，我很乐意成为他们秘密的精神寄托的焦点，如果我能给他们一点什么——我想培养一种团结心——我自己也从这次的经验得到不少益处，它帮助我认识他们，察觉他们士气的高低，并且逐渐感受到他们对我的丰富情感。从阿拉哈尔法之役开始，我戴起一顶澳大利亚军帽，起初主要是因为这种帽子在沙漠地区最合用，但是不久人人一见到了这顶帽子就认出是我，起码在澳军的战线以外是这样，在大家都知道，后来我改戴一顶黑贝雷帽，初时主要也是因为它实用方便。
贝雷帽上的两枚徽章，本来也不是故意加上的，但我很快就发现它们的功用，当初坦克团把它送给我的时候只是开开玩笑，不料结果竟然成为我在整个沙漠地区的个人标识，我不久就晓得双徽章贝雷帽在战场上出现，有助鼓励士气，因为士兵们都知道我在附近，知道我在十分注意他们的行动，而且知道我不是在后方安然坐着发号施令。贝雷帽比高级军官那顶饰以金丝带的帽子有用得多，它可以说是我的商标”，戴起来也非常舒适。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这场仗改变了以前一向被认为正确的一条信念。当隆美尔的装甲部队来攻的时候，我军没有放出己方的坦克反攻过去，一支训练既不足，装备又不良的军队，必须改变战术。我拒绝乘胜追击，因为这与我的长远计划不合。
最后还要一提的是这场胜仗提高了我军的士气，早在战斗之前，最高指挥部已经预言情况会怎样发展，这时果然不出所料，我们不但赢得胜利，而且损失轻微，这对我军的士气影响重大。我到达沙漠区之后数天，即在总部中运筹帷幄，宣布重新整编，以建立沙漠战事的胜利基础。稳定军心，这些措施使人人都放宽了心情，但是一般气氛还是，“看来很好，好像很好，但是行得通吗?”大家自然都很乐意尝试使计划成功，他们的信心与日俱增，但至阿拉哈尔法一战，他们才真正对我以及我的方法——也许可以说我的预言——心悦诚服。这—役也奠定了日后阿拉曼的胜利。
阿拉曼战役阿拉哈尔法之役过后，我们面临一个困难的基本问题，我们在地中海与夸达拉洼地之间约六十多公里宽的地区上，与隆美尔的部队对峙，敌人不断加强防御，沙漠上从没见过这么坚固的防御工事，布雷区既深且广，连一个暴露的侧翼也没有。当时的难题共有三点：第一，要在敌阵冲开一个缺口；第二，使装甲配备强、有大量机动部队的第10军，从这个缺口进入敌阵；第三，展开作战行动，歼灭隆美尔的军队。
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我们怎样才可以出其不意、攻其无备?
要不让敌人知道我们准备进攻，真是谈何容易。我决定在战术上出奇制胜，务使敌人扑朔迷离，不晓得准确的突击地点和时间，这就需要一个精密的诈敌之计，稍后我将谈谈我们采取的一些布置。
其次，我们必须在月圆之夜出击，因为布雷区又广又深，部队必须看得清清楚楚才能行动，我们不可能在月亏时出击，因为我预料最少要混战一个星期才能冲出敌阵，所以一定要乘月盈时行事，这样一来，可供选择的时间就只限于每个月的某几天，隆美尔的攻击阻延了我们的准备工作，因而无法在九月份月盈时准备停当，保证成功，我们不能再有失败，第8集团军官兵的生活殊不好过，没有多少乐趣可言，但他们都一一忍受下来，只为求胜心切，我决意让他们这次饱尝大获全胜的滋味，英国人民也需要一次真正的胜利，长期以来他们一直只看到重重灾难，最多也只不过是局部的胜利，全面胜利需要时间，我们必须进行演习。我上任时曾向第8集团军许下语言，如果未准备好，决不会发动攻势，看来十月以前是不能完成准备的了，十月份的满月在二十四日，我便决定在十月二十三日晚上发动攻击。
于是通知亚历山大将军，政府立刻作出答复，亚历山大接到了首相的指示，指定我们在九月进攻，以便配合苏联的攻势，以及盟军于十一月初在北非西海岸的登陆行动[即“火炬行动”]。亚历山大特来找我，商讨如何答复上头。我告诉他如果在九月发动攻势，我们就来不及完成准备工作，攻击必定失败，如果等到十月，我保证一定大获全胜，依我看来，九月发动攻势简直是疯狂的行动，我应该这样做吗?亚历山大像过去一样热烈支持我，覆文便照我的意思拟定发出，我私下对亚历山大说，由于我早向士兵们许下诺言，一定得拒绝在十月前进攻，假使政府定要我们在九月行动，就得派别人来干，阿拉哈尔法一役之后，他们都给我几分面子，再也没听到要在九月发动攻势的事了。
我看得清楚，第8集团军极缺乏训练，从来没有人强调过训练的必要，大部分指挥官都是因善于作战，又因没有更佳的人选而获擢升的……其中没几个优良的训练人才。到九月底，我仍十分担心这些部队能否做到他们要做的事。计划很简单，要取得的成果却一点也不简单……第8集团军自组成后巳伤亡八万人，又没有多少时间训练补充人员。有鉴于此，我立即作出决定。十月六日，发动攻击前两周，我修改了计划，最初的计划是先消灭隆美尔的装甲部队，然后从容解决其余的非装甲单位。这个计划符合当时一般采用的军事策略，这时我决定倒转程序，把怎样打这场仗的概念整个加以改变。修改过的计划，一方面是阻住或包围敌人的装甲部队，另一方面则逐步消灭据守防线的敌方步兵师，我们将从侧翼及后面攻击这些非装甲部队，切断他们的补给线，然后把他们“粉碎”。这些行动要利用一连串坚固的据点谨慎地组织起来，都是我部队能力所及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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