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战争史上，攻城作战是一种难度较大的作战样式，在美军当前兵临巴格达城下之际，回顾历史上几次重要的攻城战，也许有助于了解当前的态势。

　　１４５３年的君士坦丁堡之战

　　１５世纪中叶是伊斯兰世界的鼎盛时期，而欧洲基督教世界则处于四分五裂之际。刚刚即位的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决心完成其父亲莫德拉二世未竟之遗愿，攻占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君士坦丁堡。１４５２年３月，穆罕默德二世派兵５０００人在君士坦丁堡以北不远处建立罗米尼亚——黑萨要塞，希腊人当时称之为“割颈堡垒”，切断了君士坦丁堡同黑海各港口的一切联系，断绝了东罗马首都从乌克兰的粮食来源。１４５３年４月５日，穆罕默德二世亲率大军１５万人兵临君士坦丁堡，开始攻城。经过５４天激战，穆罕默德二世在两度受挫后终于在５月２９日，攻入城内，血洗东罗马帝国的首都，东罗马君士坦丁皇帝战死。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主要原因是守城兵力太少，可以作战的兵力不过８０００人，其中一些是来自热内亚、弗罗仑萨等地的志愿军。另外一个原因是基督教世界的分裂和懦弱，对属于自己文明圈的君士坦丁堡遭受围攻见死不救，原来期盼教皇派出的舰队和匈牙利军队没有赶来增援，君士坦丁堡防守者一直处于孤军作战，得不到任何外界支援和补充。穆罕默德二世采取分化手段，承认希腊正教是基督教的正宗，而希腊人则宁愿牺牲政治独立也不肯放弃宗教仇恨，从而削弱了基督世界的力量。军事方面的因素是当时土耳其军队体制、训练、战术水准远远高出东罗马帝国一筹，尤其是土耳其军队拥有一支炮兵部队，在攻城中，土耳其军队共有１２个“大炮”连，１４个“小炮”连，正如克里托布拉斯在《剑桥中古史》中曾经说过：“那是火炮决定了一切。”

　　在具体作战过程方面，后世许多史家认为，一个偶然的因素导致了君士坦丁堡的陷落。君士坦丁堡城墙分内墙和外墙，两墙之间是“空场”，为了死战不退，君士坦丁堡皇帝下令锁死了所有内墙下的城门，以便守城者坚守不退，因为后退时土耳其军队会趁机攻进城门渗入城内。土耳其军队主攻方向是提阿多夏斯的三道城墙，这三道城墙与包围着提克法尔西莱宫和布兰齐尔恩宫的城墙之间是所谓“空场”，第三道城墙有个被叫作“竞技场门”的小门是开着的，却无人看守，突破前两道城墙的土耳其士兵涌入后进到“空场”，从侧翼向城墙守军发起攻击，并在城墙升起自己的军旗。守军发现后很快切断了土军退路，重新封闭了“竞技场门”，但突入的土耳其士兵却流窜到圣罗马拉斯门，从侧面袭击守军，正好与穆罕默德二世发起的第五次攻势相配合，攻进了“空场”，君士坦丁堡皇帝恰巧赶到，投入战斗不久被杀。

　　君士坦丁堡的陷落也许并不值得人们回味，但是，穆罕默德二世手下一个叫做查刚的将军，在攻城两次受挫折后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发言，可能让人感慨万分：

　　“陛下！你深知就局部而言，意大利是四分五裂的，就全局而言，所有法兰克国家也都是一样。因为这个原因，这些异教徒是不可能联合一致来对抗我们的。基督徒是永远不会联合一致的。当他们自己之间经过了长期争斗之后，也会缔结一个和约，可是这种和平却从来不会维持太久。甚至当他们之间尽管有同盟条约的约束，可是却不能阻止他们彼此间对于领土的你争我夺。他们正是相互猜忌疑惧的。毫无疑问，他们是想得多，说得多和解释得多，但是最后却做得很少。当他们决定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总是在开始行动之前就浪费了太多时间。假定他们已经在做什么事情时，也决不可能坚持下去，因为他们在怎样做的问题上，还要争执不休。所以，陛下！不要放弃希望，请你马上下令，让我们再继续攻城。”

　　今天的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正好和５００多年前来了个颠倒，真使人有人间沧桑，世道轮回之感。

　　围攻旅顺之战

　　１９０４年２月初，日俄战争爆发。日本海军于战争初期通过偷袭、海上交战、封锁和布雷，成功地将俄国太平洋分舰队封锁在旅顺港。５月５日，日军奥保筑指挥日军第二集团军在旅顺北部狭窄的金州地峡貔子窝地区登陆，切断旅顺俄军同金州北部克鲁泡特金部的联系，从北部包围旅顺。为夺取旅顺口，日本组建第3集团军，由乃木希典大将指挥。从６月下旬开始，日军集中兵力进攻大孤山、小孤山等旅顺外围俄军设防阵地，以极大伤亡拿下了这些要点。８月中旬，俄军拒绝了日军的劝降后，日军开始总攻。从８月１９日到次年１月２日，日军共发动三次总攻，前两次都失败，第三次才获得成功，迫使弹尽粮绝的俄军投降。

　　日军围攻旅顺取得最后胜利有几个关键性因素。首先是通过海上交战迅速夺得了制海权，把俄国舰队封在港内，保障了自己陆军在选定的目标实施登陆；其次是成功切断旅顺守军与北部俄军克鲁泡特金部的联系，并在沙河会战中击溃克部，迫使其北撤，使旅顺守军处于孤立无援的绝望之中。再次是第三次总攻的目标选择比较正确，日军以死伤１万１千人的惨重代价拿下至关重要的２０３米高地，在高地上架起野战炮，将停泊于港内的俄国舰队悉数轰沉，摧毁了守军的抵抗意志。另外，俄军脆弱漫长的西伯利亚运输线和俄军主将孔德拉坚科战死也是导致俄军战败的因素。尤其是俄军从本土基地到作战地域有５５００多英里之遥，而日本则有轻便的海路和通过朝鲜较近的陆路，日本利用离本国基地较近的优势，将俄国绝对的军事优势在战场上化为相对劣势。

　　此战日军死伤１１万人，单是最后一次围攻就死伤、失踪５７１７８人，俄军死伤、失踪３１３０６人，被俘２４３５９人。

　　造成日军伤亡如此惨重的原因，主要是日军战术教程完全按照德国陆军，而这时马克沁机关枪刚刚“上市”，被俄军在旅顺装备了７２挺，日军冲锋时仍是按照传统对付单发排枪的密集队形，因而也就成了现代军事史上机关枪实验的第一个牺牲品。一为派往远东的英国军事观察员在给军事当局的报告中写到：当堑壕上架起机关枪时，骑兵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给步兵烧饭。此外守方迫击炮和探照灯的使用也是造成日军伤亡率奇高的因素。

　　斯大林格勒之战

　　１９４２年春，在莫斯科城下受挫的德军重新发动攻势，德国统帅部计划在南线占领高加索油田，并占领伏尔加河畔的斯大林格勒，然后北上从背后迂回莫斯科。苏联最高统帅部判断错误，以为德军仍然会从中路直取莫斯科，于是一方面把隶属战略预备队的第５坦克集团军部署在靠近莫斯科的布良斯克地区，另一方面命令南线乌克兰４个集团军主动出击，于５月初发动哈尔科夫战役。苏军进攻正中德军下怀，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德军采取诱敌深入将苏军４个集团军全歼于哈尔科夫地区。随后，德军南线几个集团军按原来的计划，乘势发起攻势。

　　6月30日，此次会战的悲剧性主角、鲍罗斯指挥的德军精锐的第6集团军，从比尔果罗德、弗尔加斯克之间迅速跃出，与坦克名将霍斯指挥的第４装甲集团军形成交替掩护，向斯大林格勒长驱直入。原本两个集团军可一鼓拿下尚来不及设防的斯大林格勒，但在７月１７日希特勒突然变卦，下令霍斯集团南下，帮助向高加索进攻的克莱斯特第１装甲集团军强渡顿河，结果反因道路拥挤引起混乱，耽误了后者渡河。到了７月３０日，希特勒再次变卦，感到要永久占领高加索油田，必须在北面建立掩护屏障，于是再令霍斯集团北上，协助鲍罗斯攻占斯大林格勒，而当霍斯来回折腾之际，鲍罗斯在北面孤掌难鸣，苏军已加强了斯大林格勒战线的防御。

　　8月9日，霍斯集团在斯大林格勒东南方向被迫取守势，但北面鲍罗斯发动了强大攻势，肃清了外围据点后包围了该城。9月10日，崔可夫将军接过苏军６２集团军的指挥权，负责该城坚守之重任。接下来两个月，双方展开惨烈之激战，逐街逐巷、逐屋逐楼地反复争夺，德军曾一度胜利在望，但终被苏军顽强顶住。

　　当斯大林格勒酣战时，从７月初就开始在中亚组建的苏军庞大的预备队已陆续进入反攻前线。11月19日起，苏军瓦杜丁部在北面、叶廖缅科部在南面发动强大的攻势，两路苏军向鲍罗斯部深远后方卡拉奇会师，德军22万人陷入重围。

　　面对合围，德军参谋总长蔡茨勒竭力主张鲍罗斯部立即突围，但因戈林拍胸脯保证空军可以维持鲍部给养，希特勒否定了突围主张，决定由曼斯坦因组成“顿河集团军”援救鲍罗斯部。曼斯坦因救援行动在距被围德军２５公里处的阿克赛河北岸被苏军顽强抵抗所中止。经两个月苦斗，德军第６集团军全军覆没，１９４３年１月３１日，鲍罗斯以下２４名将官被俘，９万多士兵作了俘虏。

　　斯大林格勒对于第二此世界大战的意义毋庸赘述，就战略方面而言，希特勒一直军事目标和经济目标之间犹豫不定、互相干扰是最大的失误，以致没有充分利用好斯大林判断失误并铸成的哈尔科夫惨败。在战场形势方面，最有意思的是斯大林放错位置的第５坦克集团军在德军进攻时被挤到北面，无所作为，但随着德军过分深入、战线拉长，反而好事变坏事，威胁到鲍罗斯第６集团军的后方，并包围成功，真是充满了戏剧性。就指挥而言，希特勒来回折腾霍斯、固执地不相信苏军战略预备队开往斯大林格勒的情报、轻信戈林而拒绝必要的撤退等等一系列错误最终导致了斯大林格勒德军的覆灭。

　　结束语

　　历史上每一次围城战都有自己的独特性，成功或失败都有其特定条件，但通过上述三个不同时期的著名战例，亦可从中发现围城的一般规律。防守一方如果处于绝对弱势，在没有外围增援的情况下很难长期坚守。相反，防守方虽然条件艰苦，但若得到外部有效增援，不仅防守能够成功，有时还能将进攻之敌粉碎于坚城之下。但如果救援部队太弱，防守也难免失败的命运。斯大林格勒会战双方的攻守换位就充分说明了问题。对于攻城一方来说，强大兵力和优势火力的持续攻击，总能压倒弱小守方，所谓“没有攻不破的城市”就是指这种情况，此一定不移之理也。攻城方若是遇到对方的援军，当在充分认识敌我形势下，作出阻击、继续围困、撤退的选择。就作战原理而言，斯大林格勒会战可谓体现了自古至今所有围城作战的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