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了许久的中国外交史，在1920年代被几缕阳光照亮：山东从日本手里收回，汉口、贵阳租界以及威海卫从英国手中收回，中国宣布关税自治得到各国支持，列强纷纷从中国撤军，并计划完全废除治外法权。
同一时期，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副教授多雷西·欧查德（DorothyJ.Orchard）及其研究团队，吃惊地发现：当时的中国依然是内战不休、军阀割据、盗匪纵横，在这样混乱的内政情况下，中国却取得了这些艰难而巨大的外交成就，其原因究竟何在？美国人广泛收集了中、日、美各项经济数据，认为羸弱的中国得以成功收回国权，其幕后推手正是经济抵制这一重要武器。
美国人的结论，与中国人的初衷吻合了。
1928年5月，南京成立了“首都各界反日运动委员会”，痛陈国力衰微，经济绝交乃是阻止日军侵略的惟一方法，号召对日进行经济战。一场声势浩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在当时执政党的大力推动下，激荡全国。违反抵制日货者，甚至被剥夺一定的公民权。
这种经济上的坚壁清野，成为另一种形式的悲壮抗战。中国工商界和民众一道，抱着决死精神，不惜自残，以小博大，以弱战强。自甲午战争始，这种“经济抗战”就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旋律之一。
1894年：米煤禁止出海
中日甲午战争于1894年7月爆发后，李鸿章等上书总理衙门，要求在军事、外交之外，应对日本展开经济封锁。李鸿章说：“倭土货多赖华销，应檄行各关暂停日本通商。”一些昧于外情的颟顸官员，甚至以为只要停止向日本出口大米，就能很快饿死日本人。
在政府禁令下，这场主要由官方主导的对日经济禁运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展开了，这是中国近代史上有资料可查的首次对日经济战。
西方相当多的资料显示，当时的中国，抗日及仇日情绪尚不浓厚，汉人的抗日热情，远低于满人，民间的远低于官方。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曾向伦敦报告说，天津水师学堂的汉人学生对抵抗日本毫无信心也无兴趣，甚至对日本的进攻还抱有一种期望，认为可以借此推翻满清朝廷。
此时，既无足够的日货可供抵制，也缺乏足够的民意基础。各地零星发生的对日商骚扰，更像是借反日为名的敲诈。1894年8月3日，抗日调门相当高昂的上海《申报》，也用“流氓”字眼形容对日商骚扰的华人。报道说，虹口区天潼路上由日本人岩田氏赁开的杂货店，就曾被当地“流氓”十余人入内骚扰，双方发生口角后，“流氓”就恐吓说：“我们来这里是要把东洋人杀尽！”店主岩田大骇，赶紧报告巡捕房。
甲午战争以中国惨败而告终，这不仅震撼了世界，更震撼了中国，一个学习“小日本”的高潮在“大中国”掀起。同时，日本在巨额战争赔款支持下，经济进入高度增长阶段，加速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日货大量涌入中国，与西货一起，直接冲击着中国传统小农经济、小手工业以及稚嫩的民族工商业。在此类经济冲突中，抵制日货的各种民意星火在迅速累积着燎原的烈火。
在义和团运动的急风暴雨中，羽翼尚未丰满的“东洋货”，还不足以成为攻击的主要目标。日本使馆的书记生杉山彬，在对自己东方人脸孔和“大日本帝国”威力的过度自信下，成为第一个丧于非命的外交官。在这场普遍被解读为中国与西方的对抗中，日本人的鲜血成为一个鲜明的信号：咄咄逼人的日本将很快取代西方列强，成为中国人的头号仇恨对象。
1900年的春夏之交，民间对西方的普遍仇恨经执政者的诱导，裂变为一场震撼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大劫难，中国的失败毫无悬念，在洋枪洋炮的逼迫下，中国被迫全面对外开放。民族工商业者在经济战场上摸索出一套抗战方略，颇具中国特色。他们将原来用于严格控制行会成员的“联合抵制”方式，引进到对外商战中，建立行会，订立攻守同盟，并对违反者实行全行业的经济制裁，以应对在法律等各方面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洋商。上海丝绸同业章程就规定:“倘有洋行不遵守本公所定章,可将行名注销,以后各同业均不准与其交易;倘有不顾大义,依旧暗图贪做,一经查出,照成交之银数议罚三成以充公所经费。”
在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时候，中国工商业者用自己手中的购买力作为“保家”（尚谈不上“卫国”）的武器。
中国第一次赋予抵制外货以强烈的政治诉求，并非针对日本，而是针对美国。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1905年，中国开展大规模的抵制美货行动。美国的媒体，包括《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等，都纷纷怀疑是日本人为争夺中国市场，在幕后鼓动中国抵制美货，因此惊呼要警惕“黄祸”。日本驻美外交官则不得不在报端辟谣，声称日本将帮助中国人民了解到开放比闭关更有利于中国的发展。
美国前驻华公使田贝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坚决反对片面强调该运动的商业因素，田贝认为不能“忽略了中国目前一种新的精神——独立精神——希望从外国的控制下完全独立出来的愿望……这种独立精神和摆脱多年来的外国控制求得自身的愿望正开始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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