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听有位朋友提起将小儿送到东四五条幼儿园，感觉颇为温馨。盖因萨自己就出身于那个胡同里，东四五条幼儿园是个大红门，很传统气派的地方。小的时候，萨也曾到那儿去试托，最终在吃了人家一个苹果以后还是没有进去–幼时多病，祖母舍不得。

　　苹果是白吃了，但却听到一种说法，这个幼儿园是邵力子先生的夫人大力资助的，水平很高。邵力子先生当时已经去世，他的夫人也居住在东四五条胡同，在一个大门终日关闭的四合院里。

　　邵力子先生一生经历十分复杂，他1921年加入共产党，属于共产党早期党员。但是，在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的1926年，邵就转入了国民党，而且转之前还征求过瞿秋白的意见。所以，他不能算是叛徒。

　　解放以后，邵力子一直住在东四五条，为人低调，深居简出。不过，由于他在国共谈判中作了不少贡献，被毛公称作“和平老人”，他生前的地位还是蛮高的。

　　东四居委会曾经多次请住在这一片的知名人士讲述自己的故事，比如住在四条的名士楚图南先生，嫁到中国的荷兰皇室之女米拉小姐，都参加过街道的座谈会。而邵力子先生因为自己背景复杂，很少肯亲自出面，实在逼得急了,也就是请家人出面抵挡一下。

　　居委会如何能把邵先生逼急呢？一点儿也不奇怪，居委会也是一层组织啊。

　　唯一一次邵先生参加座谈会，却是语出惊人，回忆起了西安事变，说他差一点促成了西安事变的提前爆发。

　　在蒋张矛盾激化之后，张学良和杨虎城谋划，将对蒋介石进行兵谏，但因为尚有部分准备工作，日期并未决定。然而，12月8日，当时担任陕西省省主席的邵力子，却和杨虎城作了一次别开生面的谈话。

　　一个是方面大员，一个是驻军首脑，邵杨二人关系不错，见了面谈几句话本来不算什么。杨虎城也顺便试探邵力子对于当时局势的看法。但是邵力子的回答让杨虎城胆战心惊。

　　邵力子对杨虎城说–我担心可能发生类似日本二二六事变的事情。

　　二二六事变，是日本少壮派军人发动的一次未遂政变，与西安事变的情况颇为相似。

　　这句话出来，杨虎城大吃一惊–难道有什么东西暴露了？他和张学良的谋划十分周密，连共产党方面也不知道（共方是12月13日接到刘鼎的电报才了解此事）应该不会有这种问题，然而，这个邵力子怎么会如此回答呢？

　　此事事关重大，杨虎城虽然刀客出身，胆大心细，也不禁吓得把手中的纸烟落在了地上。邵力子当时看到杨虎城色变，但并未深思。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才对这一幕回忆起来，明白自己差点儿造成了大麻烦。

　　邵力子属于国民党中央派到陕西掺沙子的人物。杨虎城被他一吓，疑神疑鬼，第二天因为一个误会，认为东北军瞒着他已经动手，竟派警卫营将中央大员们看戏的励行社剧院团团包围，连张学良也围在里面。幸好误会迅速解除，杨的补救手段不错，赶紧自己也赶去看戏。励行社中的国民党大员们看完戏一看，周围都是实枪核弹的西北军官兵，还纷纷夸赞十七路军布置的警戒真是漂亮--废话，准备抓你的阵势，能不漂亮吗？

　　这样，西安事变最终还是按照张学良的安排，在12月12日发生。

　　那么，邵力子说这个话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邵力子担心的是东北军下层发动兵变。蒋介石此前曾到王曲东北军的军官训练班进行训话，蒋介石训话一向外行，有听完委员长讲话后崇拜顿消的说法，这次也是一样。尤其是蒋特别提到攘外必先安内话题，所以东北军少壮派官兵当场就用集体在地上蹭脚的方式表示不满，以至于合影最后都没有作。第二天，东北军中有人扬言武装反抗。

　　而张学良对东北军的统驭，也的确有时候不那么可靠。1935年11月，张赴南京开会，临走一再交待军事上不要做任何行动。结果他一走，军长董英斌就调整前线部署，结果107师牛元峰所部被红军徐海峰部全歼，106师也遭到重创。急得张学良连夜飞回西安，因为中途大雾，一直降到200米高度飞行寻找地标，差点儿迷航丧命。

　　所以邵力子的意思是和杨虎城交换一下意见，如果东北军少壮派挟持或者绑架张学良，需要早作准备。

　　不料却是无心插柳，差点儿把杨虎城吓坏。

　　邵力子先生讲，西安事变后，由于他和蒋百里都是支持张扬主张的，蒋介石一度怀疑他与张杨为同谋。还在被押期间，蒋就在接见邵的时候反复询问–“他们做得这事，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邵老实回答不知道。事后才知道蒋也同样问过杨虎城，杨答知道，从此陷入深渊。说来也是颇有些后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