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遗症仍在蔓延
不得不承认，后鸦片战争时代，中国的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费正清语）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以至于后来，对于鸦片战争，某些国人和学者还保持着一种别扭的姿态：
宏观方面，总体上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后；微观方面，具体叙述上，又有意无意地流露出这样一种倾向：只要中国坚持抵抗，只要道光皇上用人得当，只要全体大臣都是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获得胜利……
这种民族情绪从表面上看也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隐藏在它背后的假设：大清制度的落后是有限的，经济落后也是有限的，科技落后也是有限的，军事落后也是有限的……总之，只要如此这般，大清这艘破船就可以继续自绝于现代文明与国际世界，顺着自己的老航道，一条道走到黑，用不着回头！
保持别扭姿态的同时，中国一些学者与民众对鸦片战争的那种说不完道不尽的絮叨，在旁观者眼里，难免具有祥林嫂式的嫌疑与色彩。即使在鸦片战争那个时代，天朝得到的同情也是很有限度的。正如美国学者孔飞力所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亚洲受害者只有有条件的同情。”
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说：“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
正因为同情是有限的，所以马克思对鸦片战争的概括便有了一些超然，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对天朝的禁烟作出了如此评价：“中国皇帝为了制止自己臣民的自杀行为，下令同时禁止外国输入和本国人吸食这种毒品，而东印度公司却迅速地把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向中国私卖鸦片变成自己财政系统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半野蛮人坚持道德原则，而文明人却以自私自利的原则与之对抗……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也不敢想象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说得太对了，奇异的对联式悲歌：
中国人·半野蛮人pk英国人·文明人；中国·陈腐世界pk英国·现代社会。
而且，这场pk赛中，大清注定要被pk掉，“半野蛮人”铁定不是“文明人”的对手！
荒唐的三大幻想
大清注定要被PK掉这一事实，对某些喜欢在鸦片战争中寻找安慰的中国学者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因为他们在梦里以各种方式自我安慰好久了：
之一：他们遗憾清政府在战争中没有“举国一战”。
罗志田先生在他的《“天朝”怎样开始“崩溃”———鸦片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拿鸦片战争中的镇江一战和甲午中日战争时的台湾抗日让敌方遭遇重创来推断：“这是否提示着清政府若能举国一战，结果会有所不同呢？”不说“举国一战”是否会导致结果有所不同，单说这“举国一战”本身有无可能。国是谁的？张岂之说：“中国人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陈独秀说：“中华民族自古只有天下观念，没有国家观念。”顾炎武更是怕大家把亡国与亡天下混淆，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而矣！”一句话，“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天下，是文化的天下，而不是某朝某姓的江山！顾炎武这时候还想不到体制问题，更想象不到世界上会出现英国那样的资本主义政府，他只知道国是肉食者的，与食草之民无干，与吃不起肉的士人无干，与士民全无干，又怎么“举国一战”？
之二：他们幻想天朝在与英国的较量中展开游击战争、人民战争甚至持久战。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臣蒋琦龄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请幸太原疏》，内中提出了类似游击战的战术：“我众彼寡，则分军为三四，仿古人更休叠战之法，或扰之不听其休，或环攻以分其力，我败有援，贼死无继。”他说，北京的“妇孺皆有激昂思奋之意，岂行间遂全无同仇敌忾之心？”他的意思是，国军完全可以“游击”战了，但他没有建议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众所周知，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就是人民力量的动员，所以政府的国防思想就是防民甚于防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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