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的失败令后人愤懑不已，那么，到底为何失败，我们当时又有无扭转局面的可能呢？
《那一次，我们挨打了》一书详细描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中英两国综合实力的对比、战前准备、战争经过、战后结果及影响等，使读者对鸦片战争有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和认识。作者认为，以往对鸦片战争的研究，伤痛与悲哀有限，沉迷和荒唐居多，这种沉迷和荒唐与“民族主义情绪和民族主义愤懑”纠缠在一起，酝酿出了一种强烈的鸦片战争后遗症，作者希望通过对比来厘清大清挨打的根本原因。本文是该书的前言。
被延误的中国早期现代化
鸦片战争之后，天朝社会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触动。对政府来讲，鸦片战争只是个“地方事件”（滨下武志语），“剿夷”或者“讨逆”而已。道光甚至认为，英夷已达到了目标，以后再不会骚扰他了，把《南京条约》认作了“万年和约”。咸丰做了皇上，比他老子还要顽固，御前集中了一批嗷嗷叫的强硬派。对外强硬不是什么坏事，一种姿态而已，但是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敬酒不吃吃罚酒”、“挨整砖不挨半截砖”的二百五、半吊子精神去强硬，被打得半死还噘着死鸭子嘴愣不承认自己比别人落后，就是很大的坏事了。
对事件的当事人———林则徐、邓廷桢、琦善、耆英等封疆大吏来讲，随着条约的签订，似乎随即就把自己作为主角参与的这次事件中的对手忘到了后脑勺，被时人称作“雨过忘雷”。对于对手的素质及来头，他们没有起码的探究兴趣，哪怕仅是战术上的“知彼”的要求，他们也不屑去做，或者，做的时候依旧眯着小眼儿，甚至干脆不睁眼。
鸦片战争结束后，道光询问参与《南京条约》谈判的耆英：“逆夷接仗之际，所带夷兵，何以能使有进无退？”耆英找到的一个原因是：“英夷武官四十以内不娶妻室，兵丁亦然，是以无所顾瞻，临敌争先。”道光批曰：“可恶之至。”真的是可恶，君臣两个探讨的结果竟然是英国人都是光棍，没有老婆，所以打起仗来不怕死！
战后，也有几个知识分子，比如魏源、徐继畲等人把探究的目光转向了西夷，但这种探究是有限的，影响力更是有限。魏源写出了《海国图志》，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但是天朝无人接受；20年后，天朝有识之士接受了他的“师夷”理论，但是实践上，又始终不知道所谓的“长技”到底应该包括哪些东西。
徐继畲写出《瀛环志略》，对华盛顿“三尺剑取国而不私有”、“英吉利尤称其雄富强大”表示了稍微那么一点羡慕，就坏了菜了，被时人怀疑有汉奸嫌疑。此书被说成“长外夷之气焰，损中国之威灵”，结果受了20年的冷落。
于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10年时间，清政府给白白浪费了，并等来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时间，清政府还想白白浪费，历史老人可能看不下去了，它让太平天国玩了一把。而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乃是外国人组织的洋枪队。洋枪洋炮的威力，让天朝的督抚们大开眼界，遂认定了洋枪洋炮就是夷之“长技”，于是，中国的洋务运动终于启动了，而这时，距离第一次鸦片战争，已经20多年了。可惜的是，洋务运动只学西方的器物，不学西方的制度，这意味着中国近代化的跛足起行和单冀起飞，更印证了杨小凯先生所谓的“后发劣势”理论。
罗荣渠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延误———一项比较现代化研究》一文中说，直到19世纪末期，清政府愣是“没有完成向现代国家转变所必需的基本认识转变”。
被连“摸”了几把
清政府的这种蒙昧，当时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对其的描述最为形象：“在1894年4月这一时期，中国确实处于一种酣睡的状态中。它用并不继续存在的强大和威力的幻想来欺骗自己……我惊讶地发现这个满汉帝国竟是如此蒙昧无知、傲慢无礼和与世隔绝，还粗暴地标出‘不要摸我’的警告！”
问题是，英国不听这种警告，连着“摸”了大清两回，更可恶的是，经过与中国的洋务运动起于同时的明治维新，小日本也学西方的小样，前来摸大清了，这一摸可不得了，把大清政府的洋务果实全给摸没了———中日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海军全军覆没，标志着中国洋务运动的全面破产！
按一般的说法，甲午海战时，大清帝国的军事实力排在第六至第八位之间，日本海军实力排在第十一位至第十六位之间（唐德刚语）。为什么小日本能把曾经的师傅———大清揍得鼻青脸肿稀里哗啦？为什么海军实力远不如大清的小日本能在甲午海战中把中国海军拍得一个子儿不剩？关键原因就在于，小日本不只学了西方的器物之精，还学了西方的制度。而慈禧这个老太婆作为天朝那艘破轮船的掌舵人，既没有产生“咸与维新”的内在自觉，更没有发现政治改革的外在紧迫，为了自家的“寡妇”（皇帝叫寡人，老太后便只能称寡妇了）利益，一棍子把这运动给拍坏了。于是，大清的近代化再次跌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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