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日军以七八万兵力在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西尾寿造指挥下，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一路为板垣第五师团沿胶济路西进，直逼临沂；一路为矶谷第十师团，该师团沿津浦路南下，直下台儿庄。日军的两个师团同中国军队在临沂、滕县发生了激烈的战斗，揭开了台儿庄会战的序幕。
临沂之战，庞炳勋、张自忠两军合力作战砍断了津浦路北段日军的左臂，粉碎了日军第五、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的计划，造成了台儿庄会战中，我军围歼孤军深入台儿庄的矶谷师团的战机。这次战斗，张、庞两军共约伤亡3000余人，日军也被歼灭3000人左右，其中包括第11联队长长野裕一郎大佐、牟田中佐。李宗仁高度赞扬临沂之战，他指出：“当板垣、矶谷两师团齐头南下时，我守临沂庞炳勋部，适时赶到。与张自忠部协力将板垣师团击溃，阻其南下与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临沂之捷，实为台儿庄胜利的先决条件。”
与临沂阻击战同时，另一支杂牌军——川军王铭章122师也在滕县上演了催人泪下的悲壮一幕。川军第二十二集团军孙震第四十一军王铭章第122师与日军展开滕县保卫战，该师官兵英勇异常，前仆后继，有进无退。日军攻入西城，师长王铭章、参谋长赵渭滨、团长王麟阵亡，县长周同坠城殉职，城内300多名重伤员以手榴弹互炸殉国。滕县保卫战，第122师以寡敌众，付出重大伤亡代价，歼灭日军2000余人，迟滞日军第十师团达100多小时，为汤恩伯、孙连仲等援军赶到参战争取了宝贵的3天时间。他们以自己的牺牲换取了整个战局的胜利。4月21日，李宗仁致蒋介石的电报中曾说：“该集团军以劣势之装备与兵力，对绝对优势之顽敌，独能奋勇抗战，官兵浴血苦斗达三日半以上，挫敌凶锋，阻敌锐进，使我援军得以适时赶到，战役中心之徐州得以转危为安，此为国牺牲之精神，不可泯也。”又说：“若无滕县之固守，焉有台儿庄之大捷！”为褒扬王铭章将军，国民政府明令追赠其为陆军上将。蒋介石亲拟挽联悼念王铭章：
执干戈以卫邦家，壮士不还，拼将忠诚垂宇宙；
闻鼙鼓而思将帅，国殇同哭，忍标遗像肃清高。
李宗仁在总结临沂之战和滕县阻击战取得的胜利时，他写道：“台儿庄战后，蒋先生曾惊讶地向我说：‘你居然能指挥杂牌部队！’似乎真使他莫测高深。其实作为主帅的人只要大公无私，量材器使，则天下实无不可用之兵。
所谓“中央军”与“杂牌军”纯系蒋介石一手造成。在国民党军队中，在武器、弹药、被服、粮饷各方面，中央军得到无限制的补充，杂牌军则被克扣。大敌当前，并肩作战的战友，有的食丰履厚，武器精良，气焰凌人，有的却面有饥色，器械窳劣，要他们出死力而无怨尤，又岂可得呢？至于杂牌军部队本身，他们知道中央当局欲利用对日抗战来消灭他们，平时克扣粮饷，战时不予补充，等他们消耗得差不多了，便将他们遣散或改编吃掉。因此也就竭力自救，战斗力更无从谈起。
李宗仁的话已经揭示了他能指挥杂牌军的奥秘，那就是：大公无私，量材器使。下面介绍几个真实的故事：
为川军解难
全民抗战开始，川军激于民族大义，请缨出川参加抗战，奉统帅部命令，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以邓锡侯为总司令，孙震为副总司令，由二人亲自率领，前往第二战区参加山西保卫战。时届秋末，川军出发时穿单衣单裤，脚登草鞋，仓促出师，远道跋涉，愈往北走，天气愈凉，沿途又无补给兵站，衣食都出现困难，势必就地购买粮食，难免出现强买强卖现象，对军纪不无影响。却川军装备极差，所用枪械半为土造，有的战士只是身背一把大刀。
川军抵达山西时，太原已经失守，遭遇日军快速部队冲击，狼狈后退，沿途遇有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这些情形被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知悉，大为震怒，认为川军是“抗日不足，扰民有余”的“土匪军”，乃电请统帅部将川军他调。蒋委员长闻报也很生气，说：“第二战区不肯要，把他们调到第一战区，问程长官要不要？”军委会征求程潜的意见，孰知程潜对川军早有所闻，在电话里一口回绝，说：“阎老西都不要，你们要送我，我不要这种烂部队。”此时正是南京初失，蒋介石心情不好，当军令部次长林蔚把无处接受川军的情况向蒋委员长报告后，他勃然大怒，说：“把他们调回去，让他们回四川称王称霸去吧！”
副总参谋长白崇禧在一旁听到，便劝解说：“让我打电话到徐州去，问问五战区李长官要不要？”此时，正值韩复榘不战而退，李宗仁无援兵可调之时，闻讯大喜，说：“好得很啊！我现在正需要兵，请赶快把他们调到徐州来！”
白崇禧如实相告，他对李说：“他们的作战能力当然要差一点。”
李说：“诸葛亮扎草人做疑兵，他们总比草人好些吧？请你快调来！”
邓锡侯、孙震二人在投靠无门的情形下，来到徐州，见了李宗仁便苦笑着说：“一、二两战区都不要我们，天下之大，无处容身。李长官肯要我们到五战区来，真是恩高德厚！长官有什么吩咐，我们绝对服从命令！”李宗仁欢迎川军官兵远道而来，共同杀敌报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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