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949年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是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并肩渡江直插东南，二野掩护三野，防备美国武力干涉中国内战。等美军从上海、青岛等地撤走，美国武力干涉中国的可能性变小时，才把二野主力西调以解放大西南。
2．毛主席在部署进军全国时的主要意图都是进行战略大迂回、大包抄，力图把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在中国大陆，防止其外逃。而蒋介石“坚守西南”的战略方针恰恰最符合毛主席的战略意图。
3．跟其他战场情况不同的是，西南战役中国民党军队主力的指挥官胡宗南和宋希濂始终根本不赞同蒋介石的坚守战略，而是千方百计要实现自己取道西昌撤往滇西的计划，而这些努力却都因蒋介石的顽固拒绝和严密防范而未能成功。
4．西南战役发起两周后，即占领贵阳的1949年11月15日，我军真正的主攻方向和战略意图其实就已经暴露无遗。直到1949年12月16日这31天中，真正能够有效阻止胡宗南大兵团全力以赴逃往西昌进军滇西的人只有蒋介石一人。
也就是说，在1949年的11月，整个西南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如何让胡、宋跑不成，而对于我军而言，最需要、最希望的就是要蒋介石“帮忙”替我军看住这两支部队，让他们动弹不得，留在原地乖乖等着被包围。
但要离间蒋、胡谈何容易。胡宗南追随蒋介石多年，一直是蒋的嫡系亲信、封疆大吏。要离间蒋、胡，就必须抓住胡在关键问题上对蒋不说实话的过硬把柄。而父亲一事恰恰正是这样的把柄。只要把父亲的真实身份如实捅给蒋，就足以动摇蒋对胡的信任。
但问题在于：如何把父亲真实身份捅给蒋介石而不至引起蒋的疑心？通过秘密渠道不行。因为军统曾替胡向蒋隐瞒父亲的真实身份；公开宣扬也不行，那反而可能打草惊蛇，引起蒋的怀疑。而张治中、邵力子这些国民党前和谈代表则正是最理想的人选。他们在国民党内身份不低，影响很大。虽然已经“投共”，但通过他们在国民党的故交旧友向蒋直接递送封信仍绰绰有余。
明白了这些，我顿时豁然开朗，关于父亲身份公开过程的种种疑惑全部迎刃而解。周总理特设酒宴，表面上是向张治中等人公开父亲的身份，实际是对蒋介石的攻心战。
全部的逻辑关系是：通过张治中告诉蒋介石：胡宗南西北大败的原因是胡的亲信熊向晖是地下党，让蒋介石发现胡宗南向他隐瞒了这么重大的事实，让蒋介石把自己丢天下的原因归罪于胡宗南，让蒋介石怀疑胡宗南的忠诚，让蒋介石不相信胡宗南的“撤退滇西、进军缅甸”是为蒋谋利益，让蒋介石拒绝胡宗南的这一建议，采取措施，防备胡宗南阳奉阴违，自行撤退，假蒋介石之手彻底破坏胡宗南的战略计划，看死胡宗南兵团，为我军完成战略大包围、就地歼灭胡宗南兵团争取到那必须的一个月时间。
在11月6日“公开一个秘密”，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巧妙选择。这一天是星期日，举行酒会不容易引起蒋的疑心。假定酒会后张治中立即给蒋写信，在当时的条件下，蒋介石辗转收到张治中的信需要一至两周左右时间，则蒋大约会在11月13日至20日左右读到该信。这正是我军预定攻占贵阳、开始切断四川国民党军队主力逃向云南的通路的时候，是我军进军大西南真正的战略意图充分显露的时候，是最需要蒋介石犯糊涂、听不进胡宗南的意见、继续执迷不悟、固执己见的时候。
周总理对蒋介石发起的攻心战选得不早不晚，节奏火候掌握得分毫不差，恰到好处。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西南战役的发展和结果，可以说非常圆满地实现了我军最主要的战略战役目标。从12月4日到12月16日，蒋介石连续四次拒绝了胡宗南放弃四川、通过西昌进军滇西的请求，那一段时间蒋介石简直就像中了邪，好像存心要跟胡宗南过不去，要跟自己的几十万大军过不去，硬把他们往绝路上逼。直到胡宗南兵团一切外逃通路全部被切断、我军关门打狗之势已完全明朗的12月19日，蒋介石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大错特错，批准了胡宗南的第五次弃川请求，命令胡率部向西昌突围。然而此时胡宗南兵团大势已去，兵无斗志，将生二心，几十万大军顿时分崩离析，起义的起义，投降的投降，溃散的溃散，几天工夫便土崩瓦解。
想透了这一切之后，我终于恍然大悟：西南战役的结局并非出于侥幸。历史并非出于侥幸。中国今天的西南边疆的基本局面状况更是并非出于侥幸。最不堪设想的严重局面之所以得以避免，表面上应该“谢天谢地”谢蒋介石，实际真正应该感谢的是周总理。总理一顿饭，歼敌三十万。
解开了父亲地下党员身份公开过程中的一切疑团，我心里反而有点怅然若失。周总理举重若轻改变了历史，智深功高，居然一直无人知晓！我纯粹因机缘凑巧，才无意中偶然发现了周总理无数功绩中的这一件。那周总理还有多少惊天地而泣鬼神的历史性功绩尚未为人知？
周总理身上集中了中国人一切真、善、美的理想品格，中国，有着这样的总理；这样的总理的部下中，有着我的父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