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炮开始响，连长就守在坑道口，看见炮火延伸，连长手一挥带着一个排就上去了。接着，指导员、老邓和朝鲜同志也来到坑道口，准备等我军的反击炮火开始之后，沿着运输线返回到团部去（师、团的前指离阵地不到300米，但真正的师、团部离一线却要远得多）。就在这时，敌人的炮又响了。指导员赶紧指挥战士退回到坑道里，不一会，阵地上抬下一个人来，是连长。
连长的背被炸开了，血糊的一样，抬进来后只动了两下就牺牲了。指导员当时眼睛就红了，他和连长是老乡、老战友，年纪差不多，平时点一根烟都要两个人分着抽的，关系极好。指导员不让别人插手，找了床被子把连长裹上，然后问上面情况怎样？连长的通讯员哭着回答“美国人，人很多”。指导员于是对朝鲜同志说对不起我不能送你们了。
指导员安排老邓把两个朝鲜人送回去，并且让他把一个包交给团政治部，那里面有连队的战斗日志和全连战士的决心书。决心书的事，老邓知道，是指导员写的，分苹果的时候，还张罗着大家签名字。每次过节祖国送礼物来，前线部队就用决心书当作给慰问团的回礼。指导员话还没有交代完，那个人民军的军官就把照相机挂到了老邓的脖子上，并且说“不用送我，我必须留下来”。旁边的那个朝鲜青年团的同志也坚决要留下。
这个军官姓洪（想不起叫什么了），是人民军报的记者，他小时侯在中国东北读书，能说很流利的中国话。抗战胜利后随金日成打回了朝鲜，在战斗中负过重伤，是个老兵了。这些情况当然是老邓日后听介绍才知道的，这时他甚至不知道那个青年团员原来是个女同志（其实，坑道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听到人民军洪军官的话，老邓说指导员当时都愣在那里了。洪记者先问清楚老邓的名字，掏出个信封刷刷写了几个字，要求老邓必须把他的信和文件转交到人民军政治部，然后转身就往外走，指导员这才想起阻拦他，可洪军官大声说了句“我级别比你高，听我的”，人就出去了。指导员没辄，带着部队顶着炮火就都冲了上去。
老邓说，当时他就觉得这个洪军官很了不起。因为，在头几天，连里副指导员牺牲了（副连长受伤还没有回来），而现在战斗才刚开始又损失了连长，连级干部只剩下指导员一个人，大家心里都有些发慌。洪军官一定是发现了这个苗头才决定挺身而出的。老邓说，朝鲜政治军官的军衔标志和其他军官的不一样，他看不懂。但是，“真正的政工干部就应该象他那样做”。
老邓一面赞赏着一面往团部跑，他还不知道，在他兜里装着的那封洪军官的信将会给他带来一枚朝鲜勋章。洪军官不久就牺牲在阵地上了，他双腿被打断，手雷扔完，在敌人冲到跟前时仍从容地用手枪还击。战友们说，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大声地唱歌，虽然唱的是什么大家听不懂，但是，很好听。（朱正常对洪军官的评价是“这是个有真正理想的战士”，对此，我很同意）。
洪军官后来被朝鲜授予国家英雄的称号。由于他是牺牲在志愿军阵地上的，所以中国方面也给予了他一级战斗英雄的表彰。同时，朝鲜方面还给了老邓一枚红旗勋章（相当于一等功）。这勋章我见过，镀金的，很大也很漂亮。
三．目标，美军坦克！
老邓到了团部，把东西交给政治部主任，主任一知道情况就急了，怎么能让人民军的同志留在阵地上呢？团长也马上呼叫阵地，可阵地上无线电员说找不到人了。确实，从团部这里探头看出去，密集的炮火打得山头上烟尘弥漫，老邓知道，在那样的情况下，阵地上的能见度不会超过5米。团长马上命令两个作战参谋带警卫连30人增援阵地，政治部主任也派出了一个通联干事，要求他一定把朝鲜同志带下来。在团部外边等人的时候，老邓遇见了后勤处的老乡，他送给老邓一个急救包，这也是慰问团的礼物，和普通急救包不同的是，它里面有个瓷瓶装的云南白药，而且瓶里居然有5粒“回命丹”，老乡说：“这可以救你五次命”。老邓一听当然很高兴。
增援部队集合完毕，老邓带着人就往阵地上跑。这时，敌人正不停地往交通线上打“干扰炮”，大家只好分散开来，一边躲炮一边前进。快到阵地的时候，一个参谋叫住老邓，他说，刚才在团部时，听见阵地上在喊“要炮、要炮”，估计当时敌人是冲上来了的。现在阵地情况怎么样可吃不准，看见老邓脖子上挂了个铜号，他就让老邓先联系一下。于是老邓摘下喇叭就开始吹，吹了几遍，阵地上有回音了，大家就朝着回信号的地方摸上去。
到了地方一问情况，这才庆幸那个参谋有经验。原来这时表面阵地已经被美军占领三分之二了。如果事先不联系一下，稀里糊涂跑上来真不知会发生什么事。
老邓找到指导员，把政治部主任的命令告诉他，指导员说洪军官已经牺牲了，那个青年团员还在，让老邓和通联干事就去动员他下阵地。可青年团员坐在地上不说话也不走，两人只好去拽，七拽八拽地才发现她竟然是个女的，弄得大家十分尴尬。青年团员见性别暴露，这才哭着跟通联干事走了。老邓跑回到指导员那里报告这桩新鲜事，正在琢磨问题的指导员一时都没回过神来，瞪着眼张着嘴傻了好一会，才冒出来一句：“俺的娘诶，这是个花木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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