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正是北方负责人，她到北京来，我招呼她、招待她，就这样认识的。当时没其他特殊关系，我也没想到她会喜欢上我。
她有一个秘书，一个意大利小姐，这个小姐告诉我，我才知道。不过她真是对我很好。临走她告诉我两句话，那时候我有嗜好（烟瘾）。她说，我希望你呀，把嗜好戒掉，积极抗日。就这两句话。
她走的时候，我派我的车送她到天津口。后去上海的时候，秘书小姐说她在车上大哭一场，我说她哭什么？她说哭你不理她，你怎么一点也不理会她，她喜欢上你了。我说她喜欢上我有什么用呢？
后来我辞退，也到了上海，去戒针的时候见到她。给我戒针的美国大夫米勒告诉我说，每天早晨都有一个外国女的打电话来，问你的情况，问你戒针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哦，我一想，一定是她———墨索里尼小姐。
“忏悔录”风波
“忏悔录”啊，这个我要说啊，我要说秘密了啊，我宣布我没有写过那个东西。
蒋先生，他要写《苏俄在中国》这本书，他要写这样一个东西，为了写这个东西，蒋先生跟我讲，说西安事变到底是怎么回事？那么我就回了他一封信，不过那个文字呢，我告诉你，文字的前头稍微改了一点儿，后头那都是我写的。
我的信稿呀，一开头说西安这个事情，我是决心至死闭口不言的，我跟什么人我也是闭口不言，我不说，但是你问我了，那我竭诚相告。一开头就是这个，那底下接下来，就说我个人怎么怎么的了。就这个前头，他把这段去掉了。
谁去掉的呢？大概这是（蒋）经国干的事，他去掉了，就把这玩意儿送回来了，他把前头改了，加一点儿，那么也没说这玩意是我的“忏悔录”。
他要干什么呢？把这个东西发表呀，给这个政治部看。
这个东西一发表呀，题目写的是《西安事变忏悔录》，底下署名张学良。假设他要不写这个名字，要是写《张学良忏悔录》呀，那我也不吱声；他写“忏悔录”，张学良，好像我自己发表出来的一样，你明白？所以我就把这个问题给老先生送去了，送去的理由就是，我并不是说我反对，不要误会，我并没发表这个东西啊。我就这么给老先生写的。
（编者注：1955年，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张学良开始写西安事变回忆录，之后蒋将回忆录转给蒋经国，再后台湾《希望》杂志将其全文刊登，由此引出一场风波。蒋介石责问蒋经国，《希望》杂志因此停刊，相关人员受处分。）
那个时候，和蒋先生也不常见面，有时候见面。
做礼拜天天见面，每个礼拜见面，每个礼拜他一个人去。可是我们不说话，他在前头，我们在后头，每个礼拜，他做礼拜他从来不说话，谁也不说话，做礼拜没一个说话的。
老先生对我还是不错的了。我不是说过，他死了我写了幅对联吗，我这是私人的对联，我吊他的，我说：关怀之殷，情同骨肉；政见之争，宛若仇雠。老先生对我，那该怎么说？那他对我真是关切得很，一直他关切我，到现在我也是这么说。
等后来，到了经国先生，那对我更好，对我好得很，很关切，我们无话不说啊！
（蒋）纬国，这个人是这样，他不是乱讲话，我认为，纬国脑子里不太清楚。
我对蒋纬国先生，我批评他，他到底是谁的儿子还不大清楚，他来路不明啊，不但来路不明甚至于他大概是来路不清。
这个人怎么这么糊涂，说的话非常地糊涂，不应该说的话，不但不应该说，那没法子说的话，怎么就乱说？这不但危害你蒋家，也危害你自己，怎么说这样话呢？我就是这么批评他。
我的孩子们
我的大儿子死得更奇怪，他跟人家好好地还说着话呢，忽然就看见他脸就变了颜色，赶快去找大夫，回来他已经不行了。那个大夫说，可能因为他脑子里神经什么的断了，因为他是有毛病的，神经不好。
我家里的小孩子，三个儿子都死掉了，现在就剩下一个姑娘了，就是嫁给陶鹏飞的那个。
他们都有结核，不能说肺结核，结核！他的结核进了脑子里。结核的毒素，不是结核菌呐，结核的毒素进了脑子里。很可惜呀，我最喜欢他了，他学问最好了。很可惜呀，他学问很好很好，不过在开始他当小孩子的时候，他就有毛病，他脑子里大概就不对了。
他念书的时候在香山那儿，他们同学把他丢了，他干什么去了？后来找到他，他干什么呢？他在那野地里，就跟那个草哇、跟那树哇说话，他说我试验试验它们会说话不。他神经上就不大正常了，想什么事他就不对，不是那个正常想法。我到巴黎的时候，就带他们弟兄两个到巴黎去，他白天不出去，他一个人不行。
老三早就死了，也是结核，肺结核，十一岁十二岁就死了。老二也死了，老二死是因为抽香烟，抽香烟死的，肺气肿。
这个老大没结婚，老三早就死了。
老二结婚了，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两个姑娘，他太太也死了，太太死得很快。他的大的姑娘，生的儿子。她嫁给了香港的郭家，郭家在香港开个什么公司。
她嫁给他了，可是她的这个丈夫非常坏的，跟她后来两个吵架，丈夫跑了。逃回香港，就让她离婚嘛。她的儿子本来姓郭，她的丈夫逃走回到香港去了，她儿子自个儿就改姓张了，儿子也姓张，我对他就像我的孙子一样了。（摘自《张学良口述历史》张学良/口述唐德刚/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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