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段时间我对李陵特别感兴趣。作为飞将军李广之后人，李陵家学渊源，带兵有方，本应做为一代名将流芳百世，最终却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战俘。他平生只打过一场战，这场战争以五千步卒打得八万匈奴骑兵伤亡惨重，创造了封建史上的军事奇迹。被陵军发连弩射击而迫得下走，几度想要放弃对李陵残部的围攻的单于，却在李陵投降后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对他予以重用。李陵为之忠心报效的汉武帝，斩杀了他的全家。司马迁挺身为李陵辩护，惨遭大刑，终于忍辱负重，写下千古绝唱之《史记》。李陵在送别被困匈奴十九年的苏武回国时，起舞歌曰：“径万里兮度沙幕，为君将兮奋匈奴。路穷绝兮矢刃摧，士众灭兮名已聩。老母已死，虽欲报恩将安归！”短短几句，可为李陵悲剧与矛盾的一生的真实写照！　　李陵极富传奇色彩的一生，可供研究的地方很多，我这里只是简单地记述我在阅读李陵传记中发现的一点疑问。据《汉书·卷五十四·李广苏建传第二十四》记载：“陵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读到这里时，我觉得很奇怪，做为一支非常精锐的部队，怎么可能允许随军携带家属？反过来说，如果一支军队随军携带家属，它还能成为一支精兵吗？如果李陵真的把部下的老婆都杀了，他们不找李陵算帐才怪，怎么可能忠心耽耽地追随他血战到最后一刻？如司马迁言：“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即使陵军候管敢“亡降匈奴”，那也是因为“为校尉所辱”，而不是为了红颜冲冠一怒。所以，我推测这些被李陵“皆剑斩之”的女人是军妓，而不是“妻妇”。且看这些可怜的女人的来历：“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她们是一群因丈夫获罪而流放到边界上的女人，随军作妓是她们不得不做的或许还是比较好的一种选择，这样才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我在前面所提出的疑问。

　　而且，中国历史书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就是注重道德的宣传。在这样的大原则下，扭曲历史的真面目就成了中国史书上的一种常态，这是阅读中国史书时必须随时留意的。所以史学家不会在史书中记下汉朝军队中存在着军妓的这一史实是可想而知的。有趣的是，以上这一事件，仅见于汉书，而不见于《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学名著，大概是因为司马迁和司马光等人既不能在史书中写上汉朝军队存在过军妓，又不愿曲笔描述，最后只好干脆放弃这一段史料了。

　　有意思的是，欧洲中世纪，也有类似的记述：“1570年，法国统帅斯特拉齐准备率军直趋意大利，但军队中来了许多风尘女子，导致大军行进费力。这位统帅摆脱这困境的手段特别残忍。据布朗当记述，他把这些可怜的妓女们溺死了至少有八百人《西方情爱史(文艺复兴时代卷)》P302。”这简直就是李陵传的欧洲版本了。

　　《隋书·刑法志》记载“自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涉及南朝梁刑法，其中包括：“劫身皆斩，妻子补兵。”

　　沈家本《历代刑法考》指出：“陈(国也相)同”。

　　由此可见，罪人妻子编入军队，曾经是长期通行的制度。

　　可是，这些女子参军之后干什么呢？

　　有相当一部分随军女子充当起了杂役，为军队保障后勤。还有相当一部分随军女子被迫做起了军妓。

　　战争的残酷和女人的温存形成的强烈反差使得二者往往同时出现。白天作战，晚上做爱，这似乎是对行军者最合乎人情的犒劳。

　　中国军队使用军妓的历史是久远的。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汉军出征匈奴的时候，不少军人把妓女藏在辎重车里带着一起上路，李广亲自把这些妓女一一搜查出来全部杀死。之后不久，那个把女人视为洪水猛兽的李广也上演了一出近乎雷同的戏。

　　《资治通鉴》卷二六八“后梁太祖乾化二年”：“郢王(朱)友珪，其母亳州营倡也。”胡三省注：

　　薛《史》：友珪小字遥喜，母失其姓，本亳州营妓也。唐光启中，帝徇地亳州，招而侍寝。月余，将舍之而去，以娠告。是时元贞皇后贤而有宠，帝素惮之，由是不果携归大梁，因留亳州，以别宅贮之。及期，妓以生男来告，帝喜，故字之曰“遥喜”。后迎归汴。

　　这个故事反映了当时军中存在营妓的情况，因为这营妓是被统帅所占有，其命运显得略微好一些，尽管也差一点被“舍之而去”，但最终还是有了好的归宿。设想一个普通士兵的女人，是不会有如此待遇的。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军中无女”的古训渐渐不被提及，而军妓渐渐成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存在。唐代边塞诗人岑参便在《玉门关盖将军歌》中透露了盖将军领导的军队“军中无事但欢娱，暖屋绣帘红地炉”的享乐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