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蒋介石私人医生的口述历史。1943年，年仅27岁的熊丸刚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毕业不久，就被调入陪都重庆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工作，从此开始了做蒋介石四五十年的御医生涯。以下是他关于蒋公下野与迁台的一段回忆记录。
1. 蒋公下野
1949年元月阴历年前，周宏涛秘书突然对我说：“你晓不晓得刘文辉明天要回成都过年？他有专机回川。”当时因情势不好，我把家眷都送回四川，独自一人留在南京，所以听到宏涛那样说，我灵机一动即随便写了份简短报告给蒋先生，表明想请假六天，顺道搭刘文辉的专机回重庆看母亲与家人，并一起过年。那时因为刘瑞恒(月如)先生还在南京，蒋先生若有什么特殊事情，中央医院的医师还可为他处理，而且蒋先生身体还很好，所以我请假一周应该还没关系。蒋先生很快就批准，第二天我便随刘文辉的飞机离开。
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瞬
当飞机飞抵四川时，刘文辉说他要先在成都待一天，然后才到重庆，我因搭他便机，只好先随他到成都。待我返抵重庆汪山家门时，已是年三十的早上，家人都没想到我那年还可回家一起过年。然而就在当天中午，重庆市警局局长陈善周(曾任官邸警卫室副主任，与我家很熟)却突然跑到我家，因他接到曹圣芬秘书拍来的电报，要我马上去溪口。我说：“为什么要我去溪口？”他说：“总统已下野至溪口。”我说：“可是我才刚到家。”陈善周说：“你自己决定吧。”于是我说：“我不管，圣芬的电报可能只是他的揣测之词，我要等过了年初一或初二才走。”当晚，当我在家吃完年饭，半夜警局又来了份电报，这次是俞济时拍来的正式电报，里面写着：“希急来，专机来溪口。”这等于是命令，我只好初一早上就走。
初一一早，内人送我到机场，还替我用盒子带了过年用的腊肉与鸡腿。到机场时已有一架军用飞机在那儿等我，当时因为空军人员去吃饭，我便叫内人不要等了，先回去陪母亲吃饭。内人搭车走后，空军人员才来说：“飞机有点问题，发不动，恐怕要明天才能修。”后来我才知道是那位飞行员想待在那儿过年，才托词飞机出问题。我从家里搭来的车子已经离开，要再返家也回不去，加之我家到机场路程迢遥，我只好在机场附近临时找间栈房(最低级的旅社)，将就草席和衣而睡。谁知第二天搭机启程，才飞到汉口，那飞行员又说：“今天飞机还是有点问题，我们先在武汉过夜。”事后我才知道他是在武汉装银元，因为武汉的银元装到上海还可卖到好价钱。我没办法，只好在武汉再过一夜。
武汉那时有个和成银行，银行经理赵任安是我在重庆时代的好友，我在武汉没别的地方去，只好去找他。到了和成银行后，我才发现他太太生病住院，于是又转到医院去找他。我和他太太也熟，所以在医院和他们聊了很多，记得当时赵任安对我说：“丸弟，我们是多年好友，所以我要跟你讲几句心里话。你是个医生，跟蒋先生已很多年，你已经做了你该做的。现在蒋先生已经下野，你还到溪口做什么？不如就留下来，我负责帮你开家诊所，你又不是做政治的人，就别再回蒋先生身边，去淌那趟浑水了！”他说得非常动听，可我仔细想想：我到重庆是请假出来的，就算真的要走，也要讲清楚再走。所以我告诉他：“我既未辞职也没请假，这样便走实在不是做人的道理。你的一番好意我知道，不过还是等我回到溪口，看看情形辞职再回来吧！”由于我的坚持，他也没什么意见，便好好招待我吃了顿饭，休息一下，第二天又派车送我至机场。后来有段时间我兼蒋先生秘书，所有报纸及空军无线电广播内容都送到我这儿，我才发现赵任安被发表为华中经济指导部部长，原来他也是共产党员，难怪当时会对我说那些话。虽然他也是衷心之言，却仍旧没有讲穿，但这些都是后话。
当天晚上我甫抵溪口，圣芬便告诉我：“你快点上去吧，先生已经在问你了。”于是我赶紧上楼向蒋先生报到，先生也没说什么，便叫我去休息。我在溪口与夏功权同住一房，他那时是蒋先生身边惟一的武官，兼总务工作。那时侍卫长仍是俞济时，其他一起在溪口的尚有经国先生、周宏涛、沈昌焕、于豪章及周菊村。和功权住一间房，我还记得他是个勤快的人，每天早上起床后一定擦皮鞋，顺便把我的皮鞋也擦得很亮。我对他说：“没想到你还会擦皮鞋啊？”他说：“我岂只会擦皮鞋，你看你桌上是什么？”我才发现桌上有杯热可可，冲得既漂亮又好喝。当时溪口就只有那么一盒可可，我俩都偷偷地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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