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因为边境东段争端（麦克马洪线争端），1962年打了一场大战。双方停火之后，为了搞政治攻势，都在没有起战火的中国亚东边防的几个关口附近，架上了大喇叭向对方进行轮番“宣传轰炸”，一日三遍，你方喊罢我登场。当时中方广播小组的成员之一的李荣欣，在下面的这篇文章中回忆了在喜马拉雅山上对印军广播的生活。
从北大到卓拉山口
我1971年7月结束在北京大学东语系一年的印地语强化培训后，和几个战友一起，从成都军区军直调进了西藏军区政治部，在拉萨经过几个月的适应后，被分配到了广播队。广播队在距拉萨千里外的亚东边防乃堆拉、则里拉、卓拉三个山口设有广播组，对印军广播。我去了海拔最高、且不通车的卓拉山口。尽管是山口，卓拉海拔也有四千多米，由于山势太高，高寒缺氧，一年四季几乎都要穿棉衣，环境十分恶劣，一年就有一半以上时间因大雪封山而与世隔绝。
每天广播三次
中国一开始是隔着界墙进行喊话，文化大革命初期时换成了扬声器，再后来又换成了两千瓦特制的有线广播。硕大的广播喇叭并排安装在最前哨，可扬声十多里。
播音室在距边界几里处，架起线路传输信号。播音室是用石块垒起的碉堡，靠汽油发电机供电。组里有播音员、技师。我们这些学外语的担当播音的任务。由于组里人手太少，播音员连发电也得干，还得帮助修理机器。
我们的播音内容是比较严肃的，每天三次广播，除了读毛泽东语录，就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印地语广播的主要内容，而这些内容都要在晚上提前录制好。由于山口上接收的信号不好，录制节目是最让人头疼的一件事，往往要录制两三遍。因为中央台的印地语节目在晚上23点以后才有，所以，等我们将所有内容录制好就到了翌日凌晨。
早上7点钟得准时广播，我们6点钟就得起床发电，部队规定在高原上战士要有九个小时的睡眠，可我们晚上只能睡四五个小时。当时，对印军广播是一项政治任务，误播五分钟，就得报总政治部，所以，大家谁都不敢马虎。由于工作忙，又是在哨所打伙，所以一天不洗脸、不吃饭，一月不洗澡是常事。
台风中心最平静
据说，中锡边界上两军哨位的距离，是世界上最近的，只有36米，国界也只是一道没膝高的矮石墙。由于相距很近，双方的活动尽收眼底。
刚到山口时，睡觉总不好。不仅仅是因为缺氧，还有害怕，怕外国兵摸营。早来的同志也许是故意逗我们，开始的几天里他们净讲一些外国兵摸营的事，我越听越害怕。不是怕别的，是怕不明不白就当了俘虏。一星期后，我就不怕了，半夜开门睡觉不怕，晚上走夜路也不怕。因为我明白了“台风中心最平静”的道理。由于边防政策、边防纪律的约束，双方的哨兵是不敢轻举妄动的，一旦动了，后果不堪设想。所以，一般情况下边防一线是不会有什么事的，我们这些非战斗人员，是可以“高枕无忧”的。
种菜不长，养猪不活
卓拉山口地处印度洋和青藏高原热冷气流交汇处，即使是风和日丽的夏天，卓拉也是终日被云遮雾罩着。每当被云雾罩住时，生活在哨所上的人就胸闷、头疼、恶心，吃不下饭，要死一般。当时，由于边防建设滞后，战士们终年三三两两居住在洞不是洞、窝不是窝的穴中。夏天，穴中的水啪啪往下滴，用粗板、烂木搭起的“床”下汪着一洼水，被褥湿潮得发臭；冬天，滴水形成比象牙还要粗长的冰挂，稍不慎就碰得头破血流。
那里看不到报纸，读不上家信，连收音机都收不好，烛光都照不到。由于气压低，煮不熟饭，大家每天吃着夹生的大米饭和扎嘴的干菜。因缺少维生素，大家的指甲翘得像小勺一样。
由于不通公路，我们所需用的一切物品，都要靠人工从几十里外的山下往上背。每年夏季，部队都要从亚东镇招募四五十名藏族民工，背运半个月时间。运费每斤九角，相当于五斤大米的钱。那时，我的月津贴是12元，新战士8元。
卓拉那个地方很奇怪，种菜不长，养猪不活，我们一天三餐只能吃陈米、脱水菜，味同嚼蜡．要不就是海带煮黄豆，改善伙食也只能是豆腐或蛋粉，最好的时候能吃上一点山下背来的萝卜和土豆。
看电影·逗老鼠
每周能看上一场电影，也只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这些老片子。因为交通困难，山下就是有片子也送不上来，更别说当时山下也没有什么片子了。因为太寂寞，一部《地道战》我曾看过十多遍!
为了找乐趣，我们就逗老鼠玩。卓拉山口的老鼠特别大，像小兔子，毛茸茸的很可爱。我第一天到卓拉山口，发现屋角有几个毛茸茸的小动物，在啃吃圆根(藏萝卜)，我问组长：“咱们还喂了几只兔子?”他笑着说：“哪是兔子，是老鼠!”
偷窃印度广播信号
印军的广播则比较随便，经常播送一些挑衅的内容。中方广播组其中的一项任务，就是每周得派人去一趟最前哨，收听记录他们播音的内容，向上级汇报。
广播组驻地离最前哨并不远，但都是十分难走的山路，且有一处峭壁，来往一次几乎得一天时间，雨雪天就根本上不去，常会误事，组长对此很头疼。我到最前哨记录过几次他们的广播内容后，突然想起读高中时看县剧团演戏，是用喇叭做麦克风。印军广播时我们的喇叭不就是一个麦克风吗?把收音机接到线路上，不就不用上最前哨，就可以听到他们广播的内容了吗?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组长。有几个人反对说不行，这么多年要行就早弄了。组长说可以试试，他给了我一部熊猫牌收音机，那是中国当时质量最好的收音机。结果一试，收听效果很不错!从此我们结束了多年的劳顿之苦。经过这件事，组长对我格外器重，连最后我们撤离卓拉山口时同哨所搞交接的事，都交给我办了。
暴风雪封杀了“对敌广播”
在我到卓拉广播组的第九个月，也就是1977年9月底，卓拉山口遭遇了一场特大暴风雪，两米多高的线杆被雪埋住。我同战友踏着积雪去查线。第二天，从最前哨下山时又遭遇暴风雪，风在十级以上，根本无法行走，我们只能在雪地里爬行。因为缺氧，风又大，噎得人喘不上气，爬两步就得停下，用手在雪地里刨个窝儿，把脸埋下呼吸。大半天时间，我们爬了不到五十米，几乎冻成了冰人，不得不放弃下山的计划，就近钻进一处哨所。
我们的棉裤、毛皮鞋已和皮肉冻结在一起，战士们就用皮大衣给我们包上焐，老半天才脱下来。由于我的脸受到强紫外线的灼伤和暴风雪的冻伤，从最前哨下来后，我到后方野战医院去住了半个月院。
现在，每到冬季或上火，我的嘴就会溃烂一次，这也是那次落下的后遗症。那次大风雪持续了几个月，线路实在无法修复，加上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经上级批准，我们停止了对印军的广播。接着，另外两组也相继停止了广播。
一段时间后，印方见中方停止了对他们的广播，于是也停止了对中方的广播。半年后，中方拆除了哨卡上的大喇叭，印方接着也拆除了，中印双方延续了将近十年的“对敌广播”划上了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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