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笑话不是一种反抗形式，而是公众怒火的解压阀或灭火器。
撰稿／葛叶龙
最近，一本讲述纳粹时期政治幽默的新书在德国上市。该书从另一个侧面，对所谓“第三帝国”时期的生活进行了趣味诠释，而它的重要社会意义，则是打破了德国在医治战争创伤过程中的又一禁忌。
该书作者说，那个时期流行的笑话，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为一般老百姓减压的作用。譬如下面这个笑话：
希特勒参观一个疯人院。几乎所有的病人都向他行纳粹礼。只有一个人没有向他行礼。
“你为什么不像其他人那样向我敬礼？”希特勒咆哮着。
“尊敬的元首，我是个护士，我没疯！”那个人回答说。
到了二战末期，这种段子由公开走向地下，否则一有不慎，就可能出人命。譬如，柏林一个名叫玛丽安·伊莉斯的军需厂女工，就因为一个笑话，而于1944年被纳粹处死。她“创作”的笑话是：
希特勒和戈林站在柏林的广播塔顶上。希特勒说，他想做点让柏林市民开心的事儿。“那你为什么不跳下去呢？”戈林建议说。
玛丽安当时讲这个笑话时，被一个同事听到，然后密报了纳粹当局。随后，纳粹以“‘通过恶意言论’破坏战争”的罪名，将这个无辜的女工判处死刑。
该书作者是电影导演兼剧作家鲁道夫·赫尔佐格，他说他的本意不是想逗人笑，而是想从另一个角度，解读纳粹时期的那段历史。而书中那些当代笑话，则是表现当时平民真实感受的好方式。
“这些笑话反映了人们真实的感受、快乐和仇恨。它们提供了一个更深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经常忽略的那个时代的一些真实存在，而这些真实是在其他历史教科书中找不到的。”33岁的赫尔佐格说。他把书名取作“嗨希特勒，猪死了”，取材于另一个有关希特勒的笑话。他说：“政治笑话不是一种反抗形式，而是一个公众怒火的解压阀或灭火器。它们流行于酒吧和大街上，通常会在发牢骚之余让人会心一笑。这很适合死气沉沉的纳粹政权。”
有助于释放怨气
许多德国人痛恨那些在政府和工业部门占据高位的纳粹“肥猫”，但他们又敢怒不敢言，于是就有了下面的笑话：
一个纳粹高官造访某工厂，然后问经理他的车间里是否还有社会民主党人。
“是的，80%。”经理回答说。
“你们工厂是否还有天主教中心党成员？”“是的，20%。”经理回答。
“难道你们这儿就没有国家社会党(纳粹党)人吗？”
“是的，我们现在都是纳粹党人了！”
对一些纳粹高官来说，他们的“空虚”往往会成为笑柄。但赫尔佐格说，这些玩笑对纳粹来说并没有损害，也并不意味着“反抗”。上世纪30年代及随后的二战时期，德国犹太人展现了他们在绝望和恐惧之外的幽默。
“两个犹太人即将被枪决。突然有命令下来说要将他们吊死。于是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他们的子弹用光了。’”
类似来自犹太人的幽默，是他们互相鼓励的一种方式，也是他们强烈的求生欲的体现。“即使那些最愤怒的犹太幽默也表达了一种反抗的意志，就像讲笑话的人想说：‘我在笑，那么我还活着。’”赫尔佐格说。
最后，他的书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事实上从一开始，德国人就很清楚纳粹政权的残忍、野蛮。而且他们也很清楚，这个国家既没有所谓的“邪恶精神”，也没有被纳粹强大的宣传机器所催眠。赫尔佐格说，被催眠的人是不会有高明的幽默的。
希特勒没有催眠德国？
因为，“一个人一旦能嘲笑希特勒，他就不会被希特勒所谓的‘超自然的、恶魔般的能力’所吸引。”于是，赫尔佐格得出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结论：就是“纳粹的空洞的魔法”，导致了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他说，普通德国人决不是宣传的牺牲品，他们中的许多人看穿了GOEBBEL导演的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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