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此信送到了李的手中，不过却没有收到回音。

　　相反，他继续向我们施加压力(其中有些压力是由李的代理人和支持者通过美国报刊施加的)，要求武装“朝鲜大批赤手空拳但富有经验的人员”。他坚持说，他们始终都拥有这种巨大的人力资源，可是一直未能加以利用。

　　然而，这只不过是我当时遇到的一个很小的问题。而且，如前所述，我实在不忍心抱怨这位老斗士为建立一支由自由战士组成的士气高昂、勇于献身的典型军队而作出的种种努力。他希望，这支军队会一心期待着他发出将入侵者赶出朝鲜最后一寸土地的号令。

　　接任联合国军最高司令职务之后，萦绕在我脑际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如何处理好我本人与范弗里特将军以及战场上其他军长们的关系。我无意象麦克阿瑟在我指挥第8集团军之前所做的那样大权独揽。而且，对于一位远离战场的指挥官来说，在有他自己所信赖的能干的下属指挥官在现地指挥的情况下还企图抓住作战指挥权不放，我从不认为是正确的。相反，我决计要采取在欧洲战场司空见惯的办法实施指挥，即我将根据集团军司令范弗里特将军的声望和出色才干给他以适当的行动自由，与此同时，对他的主要作战方案我仍然保留批准权与否决权。在分析这些作战方案时，我打算每次不仅要亲自与集团军司令本人商讨，而且还要亲自分别与第8集团军的各个军长、师长进行商讨，这些人我都很熟悉。我希望自己每次都能象具体负责实行这些计划的军官一样，切实了解和熟悉有关情况。亲自了解到这些人的看法，同时再掌握全部其他的有关情况，我便可以定下正确的决心——对于这种决心，我作为战区司令是要由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的。

　　在定下决心的过程中，我总是牢记杜鲁门总统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向我传达的带政策性的明确决定，其中最紧要的一项决定是，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扩大战争规模并进而导致一场世界大战的行动。范弗里特将军、驻远东海军司令乔伊海军中将和驻远东空军司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都接到了关于这一基本指导原则的通知，各位司令都表示充分理解并完全赞同这一原则。

　　在接到华盛顿的有关最新任务和方针的扼要说明之前，为与上述带政策性的明确指示保持一致，我对第8集团军和南朝鲜军队的进攻行动采取了适当的限制。我专门指示范弗里特将军，事先未经总部批准不得在“怀俄明线”以外地区采取大规模作战行动。同时，我希望，第8集团军司令在“犹他线”以外地区采取任何进攻行动时都要提前向我报告。

　　我之所以采取所有这些措施，是要刻意避免重犯我前任的那些错误。在任何情况下，我在作战指挥上(或者说，在任何战场的指挥上)的一个基本原则都是：指挥官要沉着镇定，要努力运用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要力争用自已的方式、方法完成受领的任务。我不想采取麦克阿瑟将军那套办法。麦克阿瑟诚然有其独断专行的一面，但其军事上的经验比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军官都要丰富得多。他曾经否决过来自下级指挥官和主要参谋军官几乎是一致的强烈反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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