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仔细思索过自己的这些结论后，便告诉了参谋长。他微笑着瞟了我一眼。

　　“您知道吗，我也想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能争取到一点喘息机会，那我们就要利用这个机会在现在到达的地区进行巩固。”他走到地图前，用铅笔在上面划了一下：“大致在这儿……我们占领这一地区，构筑工事，以便长期坚守。您为军事委员会起草一个备要报告，要用相应的战役战术计算加以充实。”

　　在扎赫瓦塔耶夫上校和部里另两名参谋的帮助下，我当天就做完了这项工作。博金带着拟好的文书匆匆去见总司令。

　　他回来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对我说：

　　“用不着去说服元帅：他自己已打算和大本营谈这件事。一得到莫斯科同意，我们就马上下达命令。要立刻研究好给各集团军的指示。”

　　我们的谈话被一阵电话铃声打断了。方面军通信主任报告，A·M·华西列夫斯基中将请总司令去接直通电报。华西列夫斯基那时是副总参谋长。谈话看来是很重要的，可是总司令不能去电报室：他发高烧躺在自己停在车站的专车里。博金和我急忙走到直通电报机旁。

　　参谋长对报务员口授电文：

　　“博金少将在接电报。”

　　“您好，博金同志。”纸条上打出了字。“莫斯科迫切需要骑兵援助。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请问方面军军事委员会：它能否把辖骑兵第5、9师的骑兵第2军调到莫斯科附近。请马上就此问题征询军事委员会的意见，并转告我，以便向大本营报告。我由大本营发报。在此等候答复。”

　　“你告诉他，”博金匆忙对我说，“请他等十五分钟左右。我想回答将会是肯定的。但由于没有空车皮，调遣可能会遇到困难。”

　　他自己急忙去找总司令。

　　“好，谢谢你们。”马上发来了回答。“空车皮由我们解决。

　　请告元帅得了什么病：你们说他病了。”

　　我回答，元帅发高烧，至于什么病，我也不知道。

　　参谋长去车站和从车站回来，大约用了半小时。博金一走进电报室，就马上口授：

　　“是华西列夫斯基同志吗？”当他得到肯定回答后，便继续说：“华西列夫斯基同志，我报告了元帅，并得到以下答复：‘骑兵第2军已连续作战十七天，需要补充战斗人员。’根据这一总情况，总司令认为不能将该军转归你们调遣。完了。”

　　华西列夫斯基说他去向斯大林报告总司令的答复，接着又问起铁木辛哥得的什么病。博金回答，他得的是咽颊炎，医生严禁他外出。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电报机又响起来了。华西列夫斯基问博金是否在场。得知他就在电报机旁后，便发来以下电文：

　　“请立即向元帅同志报告斯大林同志的以下便函：‘望转告元帅同志，我恳请他同意大本营关于调骑兵第2军归它调遣的建议。我知道，从西南方面军利益的角度看，这将是一个很大的牺牲，但我请他作出这一牺牲。’”

　　博金很快看了看表。时针已指到夜间零点一刻了。

　　“全明白了，”他口授电文，“我亲自去报告。将不会拖延答复。”

　　博金在回答需要多长时间才能答复时，说不少于一小时，但他将努力通过电话把总司令的答复转告通信枢纽，缩短二十五分钟左右。

　　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正等着答复，建议博金用电话同总司令交谈。参谋长犹豫了一会：他不想依靠市内线路，但这一次却挥了挥手说：

　　“好。我马上就去打电话。”

　　大约过了十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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