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尔波诺斯将军命令参谋长这样回答：

　　“下列情况可以开火：

　　（1）军区军事委员会下达特别号令；

　　（2）宣布动员；

　　（3）掩护计划生效，同时又没有特别的禁令；

　　（4）第12集团军军事委员会清楚，和平时期我高射炮不向德军飞机开火。”

　　这一答复也雄辩地证明，苏联方面虽然采取了一切更坚决的措施来应付冲突不可避免时的情况，但仍竭力避免发生武装冲突，不给希特勒分子以撕毁互不侵犯条约的丝毫借口。

　　同一天早晨，B·K·朱可夫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说国防人民委员已命令建立方面军领率机关，并于6月22日前将其调到捷尔诺波尔。电报要求对此“严格保密，但可预先通知军区司令部人员”。

　　所有这些，我们早已预作考虑。按我们的打算，用汽车运送整个方面军领率机关不仅是困难的，而且也过于暴露了。因此我们决定还要利用铁路。军区司令员命令铁路运队于6月20日傍晚由基辅出发，而主要的司令部汽车纵队则于次日上午出发。

　　“军队怎么办呢？”我问参谋长。

　　“目前号令只谈到军区领率机关。您要抓紧时间拟好军区作战计划，其中包括国界掩护计划的全部文书，至迟于6月21日通过火车并加派必要的警卫，将其送到总参谋部。尔后您同您的作战部一起乘汽车在我们后面出发，至迟于6月22日早上7时到达捷尔诺波尔。”

　　我自然对军区首长不带作战部去指挥所感到谅讶：万一发生事情，他们就无法指挥军队，因为身边既没有作战参谋，又没有隐蔽通信专家。但是普尔卡耶夫不同意我的下列建议：我留下两三名参谋，其余由我的副部长率领随军事委员会同时出发。他说这没有必要，因为作战部在6月22日凌晨已到达捷尔诺波尔，而在此之前未必需要它。

　　“所以，一切都照计划行事。”将军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让我明白不必把时间耗费在谈话上。

　　6月20日傍晚，我们送走了乘火车出发者，次日中午又送走了乘汽车启程者。

　　军区首长的镇定，方面军领率机关在编队和准备上路时的认真和有条不紊，对大家起了良好影响。谁都没有表现出特别的不安。行政管理机关有人甚至希望这是一次有计划的出发训练，最迟在下星期六，大家就能回到基辅。

　　星期六，我们终于把全部紧急文件发往莫斯科。几辆大轿车和载重汽车开到了军区司令部正门。红军战士和指挥员迅速把文件、地图、桌椅、打字机等装上汽车。大家干得很愉快，不断传来嬉笑声。

　　这是一个暖和的傍晚。绿荫如盖的大小公园散发着馥郁的芳香。基辅人正下班回家。到处呈现出热闹景象。谁都没想到，那时离和平生活突然中断。“战争”这个可怕字眼响彻每个角落的非常不祥的一刹那，只剩下十个钟头了。

　　当我们的纵队穿过行人很多的市区，走上日托米尔公路时，天还很亮。我坐着小汽车在纵队先头行驶，浏览着白天未及一看的报纸。各版都没有任何令人不安的消息。

　　但我心里仍然不平静。看来是因为我和我的助手们知道的消息比报纸上写的多得多。

　　我们还未到达日托米尔，就听见我后面那辆汽车发出了断断续续的信号。我命令司机把车开到路旁停下。原来有几辆车由于发生各种故障抛锚了。一夜之间我还不得不几次让纵队停止前进。这些未曾料到的迟延使我们无法执行行军时间配当表。很可能早上7时前我不能把我的汽车纵队带到捷尔诺波尔。但军队里习惯于竭尽全力准确执行命令，对这种现象是不能容忍的。再说，战争或许就在拂晓爆发这个想法，整夜都使我苦恼。我于是命令加速前进。当我们距布罗德这个绿荫丛中的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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