炮兵部队稍作休整后便与步兵分道扬镳，按原计划他们将在黄瓜山顶驻扎几天，任务是充当红军长征时的“宣传队”工作，在那里向群众宣传毛泽东思想，帮老百姓打扫卫，或者访贫问苦。

　　当年的黄瓜山远没有现在这么热闹，那时除了一座破烂不堪的小学校以外，周围只有几个高高的天燃气钻井架，一条比机耕道好不了多少的公路盘旋逶迤的通往山下远方，公路两边散落着单家独户的农舍，从屋顶伸出的烟囱冒着缕缕青烟。

　　炮车和火炮全停在小学校没有围墙的操场内，四周放出游动哨，那是为了严防“阶级敌人”的破坏。小学刚好放寒假，所以显得更加冷清，只有绿色的战车，绿色的火炮，还有几百个穿绿色军装的军人，才把这穷地方弄出点人气来。

　　营部要出版报，要求各班写稿，无线班的这个光荣任务自然落在了江海洋身上。因为时间紧，他便想到了写诗，这比写文章要来得快些，况且又有前天的实践。他躲过了打扫卫生的体力活，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教室地铺上冥思苦想，用香烟召唤缪斯的到来。好在灵感来得快，一会就写成了很符合现时的《野营拉练就是好》的打油诗。开头两句是这样的，“野营来到黄瓜山，黄瓜山上人马欢。”他自己都觉得有些牵强附会，果然不出所料，一登出来就遭到梁虹一阵不客气的诋毁和抨击。

　　“喂，你老兄过来。”梁虹把他拉到旁边说：“什么他妈的人马欢？你捏着鼻子哄眼睛，你睁大眼睛看看，这里连老百姓的影子都难看到，简直是自欺欺人！”

　　“这叫现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你知道不？”江海洋学着李副教导员的东北话反击道。“连钟锚文书都说好，你行也写一首让我欣赏欣赏？”

　　江海洋与梁虹是经常在一起唇枪舌剑的斗嘴，但互相从不因为彼此间的攻击而耿耿于怀，反而认为这是一种乐趣和生活品质的提高。战友们送他俩“影子”的雅号，只有张管理员才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笑骂他俩是：“龟儿城皇庙的鼓槌一对。”

　　第二天上午，部队派出四个群众工作组对周围贫下中农进行访贫问苦，江海洋与营部医助周楠分在一组。周医助挎着医药箱和他走在乡间泥泞的小路上，每到一户周医助都要先问一问老乡家里有不有病人，如果有他就打开药箱拿出几片常用药给对方。因为他是湖南人，说话“叽哩亢啷”的让本地人听不懂，江海洋便自然而然的成了他的“翻译官”。

　　江海洋也向老乡询问一些不痛不痒的情况，比如家里几口人啦，今年收成怎样？生产队有几个地主富农？还不时在小笔记本上记录一下，把本来就胆小怕事的农民搞得语无伦次，常常是答非所问。他们搞不懂他俩是何方神圣？是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的神兵天将？还是来反清倒算的工作组？由于当地缺医少药，在拿到医助给他们的免费药后，才慢慢打消了顾虑，加之江海洋态度和颜悦色，才使他们对来访者产生了信任。

　　江海洋从三个老农吞吞吐吐的谈话中，引起了他的深深不安，与其说是不安，不如说是震撼。农民的生活非常令人同情，他们在贫脊的土地上，勤劳耕作，一辈子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劳累，还需要负担上交农业税，屠宰税，还有什么乡统筹，村提留，教育附加税，集资款，等等这税那费，大慨连他们自己都搞不清到底有多少。把本应归他们享受的安稳祥和，丰衣足食的日子搞得是支离破碎，苦不堪言，怨声载道。只不过由于当时的政治高压态势，才使他们不敢“冲口而出”，“揭竿而起”罢了。要是被那些“掌权”的造反派知道后，那对不起，扣你一顶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大帽子戴起，正好不大也不小。再说，无产阶级的专政又不是请客吃饭说起来好玩的。

　　他俩访问最后一家农户时，已接近晌午。农家主妇从黑黢黢的灶屋里端出来一大钵红薯稀饭和一碗老咸菜。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裹着一件破旧不堪的蓝色棉袄，双手捂着一个竹制的火笼，哆嗦的坐在墙角。一群猪仔似的小孩，衣衫烂娄的在堂屋与院坝中跑来跑去。……

　　这次访贫问苦，让江海洋亲眼目睹了农民的生活拮据与疾苦，是他最大的收获，使他的思想在理性和感情都向前迈了一大步。至少让他懂得了农村与城市的差别，现时与未来的距离。黄瓜山，这个中国农村贫困的缩影，使他永远记住了这个地方。他真诚的希望它有朝一日像“大寨”一样，甩掉贫穷落后的帽子，繁荣富裕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