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瞟了一眼手中牌，三两下排列组合，“刷”地收起，再不翻看，“红桃”、“梅花”、“大王”、“主牌”已经全部记在脑子里，只待信手拈出了。

　　刚甩了一圈，机要参谋送来电报。

　　刘伯承接过，阅后神情变得严肃。，。

　　电报是粟裕发来的。电文1300字，对即将实施的、由他率领三个纵队南下渡江的第二个“跃进”提出异议，请刘邓予指正。

　　刘伯承大感意外，这种改变中央战略方针而牵动全局的意见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第一个战略跃进执行者的刘伯承深知毛泽东对渡江再次跃进的钟爱，而这种钟爱是源于宏大的战略构想、精道的军事理论分析，且有千里跃进大别山、扭转战争车轮的伟大实践为依据的。

　　毛泽东寄粟裕以厚望。

　　与毛泽东同样有诗人浪漫气质的陈毅赴陕北领受机宜后，激动不已，预期此举必将促使蒋介石统治的迅速崩溃，遂挥毫写下“五年胜利今可下，稳渡长江遣粟郎”的诗句。

　　对于这样一项既有理论基础又具实践经验，并经过数月详尽筹划、周密准备的重大战略决策，还可能提出异议吗？

　　然而粟裕的电文又是具有很强说服力的。

　　从全局看，要想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调全国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必须在中原、华东打几个大歼灭战，把敌人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而这个条件在中原正在成熟。如果集中刘邓、陈粟、陈谢三军力量，既能攻坚，又能打援，一个战役可以发展成两三个阶段来打，即可有效地歼灭敌军主力，迅速改变中原战局。而分兵南渡长江，虽可以调动一批敌军南去，但蒋介石主力是半机械化部队，是敌在中原的骨干，不会调至江南；而桂系主力，因蒋介石害怕纵虎归山，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如果只能调走一些二、三等部队，中原我军所受到的压力并未减轻多少；而我军却因从中原调走了几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削弱了自己的突击力量，显然是不合算的。更何况这三个有重装备的纵队过江，必定要弃掉全部辎重，遇到敌人稍为坚固的设防，不仅难以攻克，而且会增加伤亡，没有伤员的安置、粮食的筹集、弹药的供应，这些都会严重削弱部队的战斗力。既然三个坚强的主力纵队南渡长江调不走敌人在中原的主力部队，反而分散我军兵力，增加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敌我兵力对比，进一步改善中原战局。而我进入江南的部队，由于作战环境的艰苦，也发挥不了善打野战的长处。在渡江南进转战过程中，三个纵队预计会有5万人的减员，如果将所付出的损失用在中原作战，完全可能消灭敌军好几个整编师。

　　刘伯承的思绪沸腾起来。他被表面沉默谦逊、寡言少语而内心深处却咤叱风云的粟裕震撼了。

　　邓小平看过电报，沉吟片刻，又展开了手中的扑克牌。

　　“大王”没有，“主牌”三张，“分儿”倒不少。这个牌怎么打？

　　邓小平眼前晃动的不再是牌，而是粟裕那双深凹的眼睛。“这是一位后起之秀，一个了不起的战略家。”邓小平眯起眼睛，把一手牌合起展开，展开合起，从内心由衷地赞叹。

　　刘伯承踱着步子，走到邓小平身后，似看又非看。

　　三圈牌下去，邓小平大胆地甩出一张“老K”，赢得了第一个“10分”。

　　五圈过后，邓小平已经赢得“35分”。

　　刘伯承被吸引住，静观那决定胜负的“5分”如何夺取。

　　邓小平扣住手中的牌，微闭眼。

　　打到第九圈，邓小平把最后“5分”押了上去，“对门”一个配合，“40分”拿到手，成功地“上台”了。

　　刘伯承笑道：“好悬！你怎么知道‘对门’有这个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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