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绍基老人描述的情况很有代表性。初进大别山的人几乎都有过这样的“遭遇”。

　　军政处处长杨国宇组织野战军直属机关转移，途中向老乡问路，说话都不敢出大气：“请问，老乡，这里离泼皮河还有多少路？”

　　不料老乡冷笑，乜斜着眼睛回答：“怎么？这块地方已经让你们折腾得‘箩里精光’（谐指罗山、礼山、经扶、光山四县）啦，还想再利一次皮啊？”

　　噎得杨同宇尴尬至极。

　　中秋前夕，独立旅旅长张才干借宿于一农舍，房东母子脸色难看，态度冷淡。

　　老太太说：“我就是怕呀！每逢八月十二我就害怕。第一次红军离开这里是八月中秋、第二次新四军走了也是中秋。你们一走……唉”’

　　张才千默然无语。他就是原新四军第5帅的，去年中原突围时离开了大别山。他知道部队撤离后，老百姓好惨。他知道这里国民党地主武装凶狠毒辣，至今仍四处扬言：“共产党来了，你们有红三天；等共产党走了，也有我的黑三天！”他知道那。“黑三天”对大别山人民意味着什么。就在离此地不远的袁河乡，还乡团一次就用大石碾活活碾死四个红军家属，用烧红的铁鍬烙死30多个共产党员……。因此，他更知道此时此刻此地，任何语言都是苍白的，必须拿出行动！

　　然而，行动义是何等的艰难。

　　战士们这样形容大别山：

　　“一明两暗，马桶吊罐。莫（没）得莫得，可怜可怜。”

　　这段顺口溜的前两句说的是大别山的民房，后面说的是老乡见到部队，跑个脱的先摊开双手，问什么都答“莫得莫得”，问急了就答“可怜可怜“。

　　河南、山东籍的战十说：“啥大别山，应该叫‘打蹩’山！”

　　河北、山西籍的战士说：“大别山，大别山，瞧这名字就不吉利。大——别！徐向前的红四军、徐海东的红25军、李先念的新四军5师，都没在这里蹲住，我看咱们这回也够戗！”

　　晋冀鲁豫那方水土的人有这样的说法：宁向北走1000里，不朝南方迈一砖。

　　进入大别山的北方战士生了病，没别的要求，只要给一口小米汤，啥病都好了。

　　他们思念故乡热土，不理解面对的一切：

　　“跑到这鬼地方来干啥？是不是打败仗啦？”

　　“反攻、反攻，照这样一月及下去，不打败仗才见鬼！”

　　“妈的，咱刘邓大军啥时这样窝囊过！’

　　“瞧这边老白姓的落后样儿！咱吃苦受罪来解放他们？干啥？”

　　强烈的思乡吓旧情绪和对现实的不满像疾病一样蔓延，从而导致战斗意志衰退，部队纪律松弛，打老乡、抓向导、拉水牛、捉鸡子、抢东西，甚至连调戏妇女的现象也屡有发生。

　　部队的非战斗减员在迅速增加，除了伤病员，更多的是开小差。开始一个人两个人地跑，临走留下一张纸条：‘哦回去打国民党反动派了。”“我保证回去后继续干革命，保证多杀敌，杀10个抵这里的一个！”“我保证不叛变，请组织相信我。”后来整班整班地跑，集体当逃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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