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刘邓，杨国宇极富情感。他说：

　　“刘伯承是大军事家、大战略家，他办事都是有章法的。中国有句古语，说是圣人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跟随刘伯承左右，就有这种感觉。那时，我没读过兵书，我懂得的那些军事理论，还有什么孙膑、孙武、拿破仑、苏沃洛夫、克劳塞维茨……都是从刘伯承那里‘贩’来的。你在刘伯承周围，不知不觉中脑壳壳里就会装进去一些学问。

　　“邓小平干脆、果断，是道地的大政治家。鸡毛蒜皮的事，他不管。态度严厉，话不多，一针见血。他批评过的事，没人能忘记……”

　　说起他自己，杨国宇又笑了：“我那一摊摊，是个‘不管部’。司政后没人管的事都归我管。天天跑得我腿肚子转筋。兵源补充、物资调剂、俘虏收容、行军路线、宿营号房子、给首长派警卫……都是军政处的事。大军南下，我干尽了‘坏事’。啥子炸大炮、炸汽车，汽油往上面一浇，轰地一声，这就是我干的事。哈哈……真是‘坏’透顶喽！”

　　军政处处长这个角色的确不易当。本来南下大别山就是仓促挥师：前线急需的，后方没来及运到；前线的包袱又没有转移到后方；绝大部分指战员对于到敌后方作战的艰巨性认识也不够。部队一出陇海线，诸多的问题都跑出来拖行军的后腿。总指挥部不得不在行军途中召开紧急会议，专门解决繁重的行军问题，正式成立了军直指挥部，杨国宇被指定为指挥部司令员。

　　戏更难唱了。刘邓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就是打游击，也要走到大别山。而部队拖着坛坛罐罐舍不得丢。一轻装，不知要惹多少麻烦。杨国宇为此不知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甚至干仗、吵架，有的干部指着杨国宇骂娘。骂娘也罢，骂爹也罢，杨国宇还得“干坏事”。烧、炸、扔、埋，心疼得他浑身打哆嗦，还得硬着肠子，瞪着眼，自己亲自干。

　　在那间充满了书卷气的客厅里，杨国宇突然一反爽朗常态，往事勾起了他无限情思，一句话说出来依然忧心冲忡：“那时候倘不如此，就无须蒋介石，我们自己就把自己拖垮了！”

　　　　　　　　　　河南　　郑州　　1947年8月18日

　　蒋介石如梦初醒。

　　刘邓过了黄泛区，又直逼沙河。共军并非“慌不择路”、“抱头南窜”，而是有目的地直奔大别山。蒋介石立刻意识到：在中国这个棋盘上，毛泽东又耍了他一回，胜了他一筹。激怒之下，他飞临郑州，拍桌子，摔战报，“娘稀匹”骂了一通，质问顾祝同：

　　“为什么追不上一支疲惫之师？！”

　　“黄泛区徒步难行，车炮辎重更难行动，粮食弹药经常迟误

　　“娘稀匹！刘伯承身上背着舟桥了吗？他能走，为什么就追不上？立刻给我下死命令，限期追上刘伯承，追不上刘伯承，不必给我写战报！”

　　明明是蒋介石的错误判断造成了战略部署的失策，顾祝同、郭汝瑰、顾鸣歧却谁也不敢回嘴。

　　为着追上刘邓，蒋介石用上了近3O个旅。还不放心，回到南京又命令空军司令周至柔派飞机空袭刘邓，重磅轰炸刘邓南下必经的五条河流的渡口。

　　蒋介石愤愤地说：“就算他刘伯承走出黄泛区，也决通不过拦在他面前的五条大河！”

　　从7月18日拂晓到7月20日深夜，数十架飞机对沙河两岸展开了大规模的轰炸，炸毁了周围的大小村庄，平均每村至少落弹五枚以上，新站集先后被炸21次，落弹120余枚。

　　只是，刘邓大军此时已全部渡过沙河，周至柔派出的“神勇飞鹰”们空劳神了一番。

　　蒋介石急令军务局局长俞济时：“速命张轸从周家口、张徐从淮阳、夏威从涡阳向刘伯承前进方向斜插过去，截住去路；令程潜从平汉路调整编58师由漯河向东插到汝河之南待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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