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文学之笔状描历史

　　近来拜读了白寿彝先生主编的多卷本《中国通史》，感触良多。白先生是当今中国史学界泰斗，这部《中国通史》实际上也是中国第一部多卷本《中国通史人中国是一个重史的国度，但在此之前，中国却没有一部成系列的多卷本《中国通史》。郭沫若和范文澜先生都曾主持过《中国通史》的编纂工作，但是，由于各种原因，两位先生都未能完成自己的著作，即已谢世。现在的《中国通史》可以说弥补了这方面的缺陷。

　　白先生在《中国通史·导论》中专门辟出一章论述了史书体裁和史书的行文风格问题。《中国通史》的各卷都分序说、综述、典志、传记四个部分。这在史书体裁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开拓。传统的中国史学以纪传体、编年体为主。上述四方面内容基本上可以得到反映。但当代中国史学在对传统史学的扬弃中，把传记和典志等内容都抛弃了，只以综述为主。白著《中国通史》对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当是我国史学界对史书体裁的又一次扬弃。作者认为，史书应该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反映历史。以序说开宗明义，以综述论述历史发展的总向，典志剖析历史现象，传记刻画人物群像。作者说，历史的发展，毕竟是人们活动的结果，离开了人，也就谈不上历史。历史人物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他们身上不能不反映某些时代的特点。至于说史书的行文风格，　作者更是明确指出：研究历史的成果，必须体现在文字上。“我们所要表述的，不是机械，不是技术，而是生动丰富的人类史。要把这一过程写出决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还要下功夫讲求文字的表述方法。这也是一个群众观点的问题。史学工作者要为全民族的大众服务，对更多的读者负责，提供群众爱读的历史著作”。这里作者实际上已经提出了著史的目的问题：历史为谁而作？历史研究的目的到底是什么？

　　我念书的时代，恰逢“史学危机”。大学历史系招不到学生，历史系的毕业生就业困难，历史书籍无人问津。谁来读历史，历史为谁而作？历史教科书，除了干巴巴的叙述和一二三四的归纳外，再没有别的内容；而史学论文，除了满篇难懂的名词和密密麻麻的注释外，就没有新的东西。史学界着力最多的是政治史尤其是阶级斗争史，至于说经济史、军事史……例很少涉及，甚至于连帝王将相都被淘汰出局，更不用说文化史、社会史了。这样的历史，怎么可能吸引读者的兴趣？

　　但是，这样的书还在大量出版，这样的文章还在大量发表。在某些出版家、编辑家和研究人员眼中，注释是越多越好，最好都是从洋书中引进的，这样最权威；书的印量是越少越好，这样的书才是真正的精品；读者是越少越好，如果一本书有很多读者，那证明这本书写得没有档次；文风是越“严谨”越好，吸引读者是小说家的事，与历史无关。在他们的眼中，这代表着“学术”。只有编出这样的书，写出这样的文章，你的学术研究才能为人所承认。至于说读者的兴趣，读者的需求，对不起，那不是我们的事情。历史研究就这样脱离了群众，成了学术精英们的专利。这样的历史著作，遭到读者冷遇也就不奇怪了。我以为，这是“史学危机”得以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我读过的史书中，间或也有几本不合于流俗，因而在我心目中的印象特别深刻。一本是新中国史学界泰斗范文澜先生编著的《中国通史人使我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范老对中国封建社会分期的独到见解，也不是他对历史问题丝丝入扣的分析，而是他那种恬淡的文风。　读着范老的著作，　我宛如听范老在给我讲课，娓娓动听。《中国通史》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让我从沉闷的史学著作中感觉到一丝新鲜。当时我想，如果把历史著作写成这样，史学危机还存在吗？

　　后来，　我在图书馆里又淘到了一本书，　这就是时下颇为畅销的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这本薄薄的小书，表面上只讲了万历十五年间明朝宫廷发生的一些事情，实际上他通过微观描写，揭示表面上兴盛的大明王朝实际上是危机四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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