击和行为上的突然袭击两类，前者的发生并不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目标相冲突，而是因为进攻方成功地隐蔽了自己的行为，而后者的发生是因为进攻方的行动与被进攻方的预期不相吻合。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诺尔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从正常的思维角度来看进攻方的行为不符合理性，而这种高度非理性的行为是难以预测的。在珍珠港事件前，美国决策者和情报人员认为，由于日本和美国的经济实力相差过于悬殊，发动太平洋战争对于日本而言无异于自寻死路，美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必将遏制日本决策者的开战决心，战争不会轻易爆发，即使发生战争，炸弹也不会扔到美国人的头上。这种思维方式无疑是正确的，但它忽视了日本和美国的文化背景差异。美国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战争只是解决矛盾的手段之一。但在日本看来，由于美国的经济封锁，日本的统治体制有崩溃之虞，为了转移国内矛盾，挽救摇摇欲坠的统治体制，日本决策者不惜一战，哪怕战败也在所不惜。因此，制约日本发动战争的经济封锁成了日本决策者决定蜒而走险的催化剂。赎罪日战争的情况同样如此。以色列人信奉克劳塞维茨的理论，相信只有胜利的战争才能达到目的。如果以色列不能在战争中取胜，那它就会灭亡。它相信，其他国家所面临的情况同样如此。它认为，埃及和以色列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在没有制空权的情况下，萨达特贸然开战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以色列人没有想到，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面临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历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已经失败了三次，多败一次又何妨！再说， 萨达特的战争目的并不是为了收复失地或消灭以色列，只要能打破“不战不和”的局面，让以色列和美苏等国认识到埃及的存在，同意由埃以双方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谈判，进而恢复埃及国民的自信心，这就足够了。他并不需要取得彻底的军事胜利，只要能渡过苏伊士运河，在运河东岸站稳脚跟，他就达到目的。在这里，军事失败被转化为政治胜利，而这是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以色列人无论如何也无法想象的。
在进行情报分析时，这种因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估计对手的行为准则而造成的失误几乎很难避免。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通常都假设别人会按照正常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实际上，由于各民族的价值观不同，其思考问题的方式不一样，考虑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它们作出的选择可能会完全不同。研究者们认为这种由于文化背景差异而引起的文化“噪音”是引起判断失误的重要原因。尽量避免推己及人，换个角度思考问题，当是避免判断失误的一个有效方法。
先入之见，先入为主，困扰着情报分析人员。
如何避免先入为主，各位分析家各有高论，但实际
上收效甚微。
艾维·什赖姆认为，判断失误之所以发生，是因为人的认知能力有限。突然性本质上是一种植根于人性的心理现象。任何现象都不会自己说话，它们必须由人来解释。在解释过程中，解释者的信仰、印象、偏见以及乐观、悲观、是否自信等因素都会对他产生影响。情报分析人员在进行分析前，一般会根据国际、国内环境以及自身对事物的了解提出一个假设，然后以此来取舍情报资料。这就是所谓先入之见。这种先入之见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是必要的，也是无法避免的。如果没有先入之见，情报分析人员处于一大堆情报资料中将无所适从，情报分析也就无从谈起。但是，研究人员发现，这种先人之见很容易变成一种思维定势，情报人员在进行情报分析时，把各种情报资料塞进这个框框，并以之为判断情报资料真伪的标准。这样，他们就成了自己教条的奴隶。这就是所谓无人为主。在引起判断失误的各种原因中，由于情报人员的先入为主而导致的失误频率很高。这样，情报人员就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没有假设，情报分析难以进行；进行了假设，又很容易受假设左右。而且，越是为以往的经验证明是成功的假设，越是会成为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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