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关于判断失误的研究是在浓厚的冷战背景之下进行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时的盟友反目成仇，北约和华约剑拔夸张，热点地区不断出现，危机和局部战争频仍。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很担心苏联的突然袭击，随后出现的情报失误研究本质上是为政府献计献策，因而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在西方作者的笔下，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成了好战成性的突然袭击的发动者，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则成了突然袭击的受害者。因此，他们的研究很明显带有一种政治偏见，其研究成果也很难为其他国家的学术界全盘接受。尽管如此，他们进行的理论研究及部分研究结论还是可以参考，其研究方法还是可以借鉴。

　　“信号”与“噪音”。罗伯塔·沃尔斯塔特提出

　　的这两个概念精辟地概括了战略判断中存在的两大问

　　题。“信号”是路标，它指引人们作出正确的判断，

　　而“噪音”则正好相反，它干扰人们的思维，引导人

　　们走入歧途。

　　罗伯塔·沃尔斯塔特在研究珍珠港事件时曾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机构已经掌握了足够的情报资料，足以预料到日本对珍珠港的攻击。但是，由于这些情报淹没在大量不相干的“噪音”里，能使人觉察日本意图的情报反而不引人注目。此外，每件情报资料都可能有几种不同的解释，情报分析人员往往倾向于符合自己先人之见的解释，因而很难作出正确的情报判断。她进而指出，所谓“信号”，是指那些有助于情报分析人员判断敌人意图的征兆、线索的情报资料，而“噪音”则是与反映敌人意图不相干。甚至使情报人员作出错误判断的情报资料，这些情报资料通常会抵消“信号”的效果。为了正确理解突然袭击的本质，在研究那些预示着突然袭击但只有在事后才清楚地看出的“信号”的同时，有必要对“噪音”进行研究。这个观点一经提出，立即得到学术界的认同，通过具体的案例研究判断失误的方法也为学术界所接受。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美国情报界通过各种情报手段确实搜集到了不少反映日本意图的情报资料，但在分析这些情报资料时，情报人员却误入歧途。因为这些情报资料，既涉及珍珠港方面，也涉及菲律宾、关岛、巴拿马等各个地区。在“魔术”破译的日本外交电报中，有关菲律宾的情报资料最多，相比较而言，有关珍珠港的情报资料最少。事后看来，这些反映菲律宾等地的情报资料就成了“噪音”，它们非但不能反映日本政府的意图，反而干扰了美国情报人员的判断，误以为日本真正感兴趣的是菲律宾、关岛等地，而不是珍珠港，判断失误就发生了。古巴导弹危机前的情况也大致相同。古巴导弹危机前，美国情报界也得到了一些情报资料，说苏联正在古巴部署导弹，但严格说来，这些情报资料的含义是含糊不清的。如大量的古巴难民都声称他们看到了一种长形的管状物体，但这些管状物体真是导弹吗？是地空导弹还是地地导弹？如果是前者，美国政府认为它是一种防御性武器，苏联在古巴部署这种导弹是不能对美国的安全构成威胁的，如果是后者，情况就完全不同了。这些区别，末受过专门训练的难民是无法弄清的。再如美国参议员基廷，他警告说苏联在古巴已有大量军事人员，这是准确的，但他又说，他从完全可靠的情报来源得知苏联已将中程导弹运进了古巴，并说地空导弹可以很快地改装成中程地地导弹，这就是说外行话了，在情报人员听来，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的总体印象就是，基廷的话不可信，对他发出的警告不以为然也就很正常了。

　　巴顿·惠利也是较早进行判断失误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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