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死守教条是以色列在赎罪日战争前出现情报失误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我们并不能据此一概摒弃假设的作用。作为一个思维主体，人的大脑难以完全摒弃外界的干扰。事实上，人们在认识一个事物前，心中总对它有一种印象，然后，带着印象去观察它，这就是先人之见。绝对地避免先人之见是不可能的，情报分析也是如此。进行假设，利用假设进行情报分析，对情报分析人员来说是绝对必须的，否则，他将淹没在浩如烟海的情报资料中，其结果将是情报资料百科全书式的堆积，与情报分析是风马牛不相及。在情报分析时进行假设是必然的，完全摒弃假设是不现实的。

　　但是，墨守成规、排斥新事物是人的天性，假设一旦形成，很容易转变成思维定势。某种理论，一旦被请报分析人员所接受，它就会影响人的思维，甚至于使人对新事物视而不见，情报失误就此发生。泽拉的错误正在于此。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当大量情报与占支配地位的观点不一致时，情报分析人员改变自己观点的可能性要比那些不一致的情报逐步到来大得多。赎罪日战争前，阿穆恩收到这么多与泽拉观点不一致的情报，但都没能改变他的思维定势，可见他的先入为主已经严重到何种地步！

　　不合理的情报体制，再加上一个狂妄的情报

　　机构领导人，使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成为不可避

　　免。

　　战后，为了调查以色列在战争爆发前出现失误的原因，以色列成立了最高法院院长阿格拉那特为首的委员会。委员会认为，以色列遭到突然袭击的最大原因是军事情报部错误判断了阿拉伯国家的开战意图，军事情报部部长泽拉“严重失职……不能继续担任军事情报部部长职务”，他的副手沙勒夫“不能继续在情报部门工作”，其余两名高级军事情报官员也被解除职务。此外，阿格拉那特委员会还就以色列军事情报工作提出了改进意见。阿格拉那特委员会为了纠正以色列情报体制方面的缺陷，提出了五点改进措施：1．政府要有自己独立的辅佐机构，以便对政略和战略方面的情报进行分析；2．加强外交部情报研究室，使外交部能独立进行情报分析；3各情报机构之间要进行情报交流，彼此之间提供原始情报材料，同时上报总理和国防部长；4．鼓励情报人员提出不同意见；5．情报分析机构要设在摩萨德。

　　以色列情报界由四个国家级情报机构组成，它们是：以色列中央情报局“摩萨德”，军事情报部“阿穆恩”，负责反间谍事务的“欣贝特”，从属于外交部的情报研究室。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之前，摩萨德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但由于以色列在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军事情报部的地位随之上升，凌驾于其他情报机构之上。它使外交部情报研究室和摩萨德想要扩大规模或进行独立情报分析的企图化为泡影。军事情报部不仅搜集军事情报，而且涉足其他情报领域，成为政府主要的情报来源。由于以色列政府没有其他的参谋机构，它本身不能独立作出情报判断，一切工作有赖于军事情报部。军事情报部不仅负责提供情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参与了政府的决策。这是情报工作最忌讳的。在这种体制下，以色列政府的决策优劣就取决于军事情报部的工作质量。万一军事情报部工作出现失误，那么连改正错误的机会都微乎其微。赎罪日战争前的情况正是如此。在9月24日总参谋部的会议上，泽拉夸口说，如果阿拉伯国家想发动战争，阿穆思至少会在48小时前得到警告。这样，以色列将有充分的时间来进行战争动员，挫败阿拉伯国家的进攻。9月30日，以色列军方高层人士再次开会，讨论战争问题。会上，摩萨德首脑扎米尔、副总参谋长塔尔少将都忧心什仲，他们要求起码进行部分动员，但泽拉依然很自信地说，阿穆周至少会准确无误地提前48小时得到警告，因而反对采取任何行动。10月5日，“厨房内阁”开会讨论战争问题，埃拉扎尔要求动员预备役军人，但遭到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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