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在内政上陷于僵局，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阿以冲突的努力也未能取得进展。“六天”战争的失败，使埃及在东西方世界丢尽了脸。埃及在阿拉伯世界空前孤立，埃及的外交努力受到了国际社会的冷遇。萨达特继任总统后，曾大力推动埃美关系的发展，埃美关系有所松动。1971年1月，埃及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建立了直接联系。埃及希望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能对以色列施加压力，促使中东问题和平解决。埃及表示，如果美国支持以色列的立场有所改变，它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也可得到改善。1971年，萨达特总统在国民议会提出了一项和平倡议，但遭到以色列的拒绝，美国的反应也很冷淡。1973年2月，萨达特总统的安全事务顾问哈菲兹·伊斯梅尔访问华盛顿，为中东问题的和平解决作努力。伊斯梅尔向尼克松总统递交了萨达特总统的亲笔信。信中指出：中东地区的形势已经恶化到要爆炸的程度，作为以色列的唯一盟国，美国应该作出进一步的努力，“以取得一个全面公正的解决”。但尼克松却表示，美国能强迫以色列所做的事是“极为有限的”，并声称，“在可以想象到的任何解决方案中，埃及都不能达到它的最高要求，对此不应存有任何幻想”。在随后的会谈中，基辛格不但竭力替以色列开脱，而且要埃及拿定主意作出让步，来换取以色列从西奈的撤军，这种让步应包括政治和领土两个方面。他告诉伊斯梅尔，美国很遗憾不能帮助埃及，因为埃及是战败者，而以色列是胜利者。作为“六天”战争中的失败者，埃及理应作出更大的让步。萨达特这才意识到，把希望寄托在美国身上是不现实的。美国所作的一切只是“逼我们一再让步，而对以色列却一无所求”，个中原由，是因为美国人认为埃及“决不会打仗”，以色列人也认为他们不可能遭到突然袭击。“西方认为我们是残兵败将”，“全世界在中东危机问题上都睡着了”。只有采取激烈的行动，才能打破这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和外交上的僵局，埃及人由于战败而失去的自信。自尊和荣誉感才会恢复。也只有通过战争，埃及才能让以色列人明白，继续占领埃及的土地就必须付出非常高昂的代价，从而迫使以色列人坐下来同埃及和谈，中东的政治格局才会为之一新。萨达特这种心理，以色列人是说什么也不会懂的。后来，基辛格说，没有人想到，包括他本人在内，萨达特为了在中东制造一场深刻的危机，不惜发动一场可能无法取胜的战争。没有这场战争，阿以之间要坐下来进行认真的谈判是不可能的，理由是“以色列认为自己的军事力量至高无上，埃及则一直蒙受耻辱而不能自拔”。可惜，当时并没有人理解这一点。1973年3月底，萨达特在接见美国《新闻周刊》编辑阿诺·德博什格拉夫时说：“如果我们不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中，那就不会有进展……我的一切努力所导致的都是要我们作更多让步的压力……我打开的每一扇门——随着美国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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