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美国情报界的龙头和美国总统的主要情报顾问，中央情报局应该向决策者提供真实的、可供决策者咨询的情报。但事实上，1950年时的中央情报局没有能做到这一点。它首先缺乏情报搜集的手段，在掌握了一定的战争征兆后又对之进行了错误的分析，终于使得失误不可避免。

　　中央情报局成立于1947年，但它的前身可以追溯到二战时期成立的战略情报局。战略情报局的成立打乱了美国情报界的既有秩序，因此遭到其他情报机构的嫉恨。战略情报局与美国军事情报机构及联邦调查局的关系一直很紧张，战略情报局在战后被解散，同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不无关连。中央情报局继承了战略情报局的传统，也继承了它与其他情报机构的紧张关系。军事情报机构与中央情报局基本上不合作，麦克阿瑟在二战时期就拒绝战略情报局进入他的辖区，中央情报局也不能进入远东地区，他不让中央情报局涉足日本和朝鲜。中央情报局在远东没有一个立足点，远东司令部拒绝为中央情报局东京站提供办公场所，东京站的3个人只得在一家旅馆的客房工作。对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他自然也不相信。在威克岛会谈时，他曾对杜鲁门说，他拥有一个情报系统，“它提供的报告与华盛顿的……部门所收到的情报颇为不同，而且……他相信他的情报，而不相信那些部门得到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既缺乏情报搜集手段，也缺乏情报分析能力。战略情报局局长比尔·多诺万是个搞隐蔽行动的专家，受英国特别行动执行局的影响，他对颠覆、破坏和暗杀活动很感兴趣，对情报分析并不重视，战略情报局研究分析处在战略情报局的地位越来越低就是一个证明。根据1947年《国家安全法》，中央情报局的主要职能是进行情报分析，产生国家情报，但实际上，中央情报局对情报分析并不感兴趣，隐蔽行动才是它的工作重心所在。中央情报局最大的部门是隐蔽行动机构，它的活动经费占了中央情报局全部经费的3／4，情报分析无足轻重也就不足为怪。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雷·克莱因曾说，当时情报分析人员“主要负责起草每月报告，每期4～5页印刷纸，然后别出心裁地套上一张封面，添上一条招人惹眼的‘世界形势估计’的标题”。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情报局更多地关注着苏联的动向，对中国是否参与朝鲜战争，中央情报局也有过一系列的情报估计。在9月1旧的《每日情况综述》中，中央情报局称，它收到了许多未经证实的报告，说毛泽东和莫洛托夫8月初在北京进行了最高级会谈，此后，中国的舆论工具加强了对美国的抨击。中央情报局认为，“中国共产党人已经万事俱备，准备以某种形式干预或参加战争。以正规军公开参战会阻止联合国接纳共产党中国，而以满洲‘志愿军’秘密参战则可能确保冲突继续局部化……以某种武装形式援助北朝鲜人看来已迫在眉睫。”这份估计确实具有某种先见之明，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中央情报局之所以作出如此高明的情报估计，纯粹是误打误撞，并不表明中央情报局真正把中国参战的问题放在心上。它在后来的情报估计中都认为，没有迹象或证据表明苏联或中国有进行干预的意向。10月12日，中央情报局在一份报告中再次确认它前些时候的观点：中国大概不会参战，参战所造成的损失会超过所带来的好处。它进一步说，除非苏联决定发动全球战争，否则，中国大概不会在1950年进行干预。这种自相矛盾的报告在1950年初秋比比皆是，以至于毫无意义。一位熟悉当时情报界状况的人说：“中央情报局在那些日子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组织，很多人在兜售他们的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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