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肖特也都明白自己的使命，他们有责任保卫太平洋舰队的安全，不负国家的重托。即使华盛顿没有向他们发出一连串的警告，他们就有理由让自己遭到突然袭击吗？珍珠港有自己的警戒设备，也有自己的侦察手段，太平洋舰队远离本土，完全应该自己照顾自己，不应该依赖华盛顿。这个道理连珍珠港的下级军官都明白。肖特的情报参谋乔治·比克奈尔说：“一个指挥官，在面临当时我们面临的紧张局势时，有责任决定应该干些什么，而不应依赖远在华盛顿的某人说了什么。毕竟，他是被派出指挥夏威夷的部队，保卫珍珠港海军基地的安全的。因此，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进入高度警戒状态，我看不出他有什么理由不这样做。”事实证明，不是华盛顿要有意牺牲珍珠港，而是珍珠港的指挥官们一再忽视来自华盛顿的警告，拒不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从而导致自己遭到突然袭击。值得注意的是，尽管金梅尔本人后来在公开场合为自己呜冤叫屈，但在偷袭发生两天后，他曾私下里告诉他的两个参谋人员，华盛顿应该做的正确的举措就是剥夺他的指挥权。
金梅尔和他的手下大大低估日本海军的远洋攻击能力，过分夸张了日本海军突袭珍珠港的困难，认为日本研制不出适合于攻击珍珠港的浅海鱼雷，尽管斯塔克多次要求加强夏威夷的防空，并特别强调：“木要因为舰船停泊地的最低水深是10英寻（18．3米），就武断地认为可以免遭鱼雷轰炸机的攻击。”但是，金梅尔和他的参谋研究之后认为，既然斯塔克在文件中提到“鱼雷大概不能在40英尺以内的水深行驶”，那么“珍珠港就不会遭到鱼雷的攻击”。结果，太平洋舰队没有在珍珠港安放任何防航空鱼雷的装置。金梅尔在国会听证会上说：“我知道那种渡洋远征是有困难的，我知道日本航空母舰续航的限度。我对日本的攻击计划和执行计划的能力有很多疑问，我们收到了关于日本航空队的各种报告。我认为不仅我们，海军部所有的人都对日本航空队取得的成果及其攻击方法感到极为震惊……”太平洋舰队的作战参谋麦克里斯也在国会作证说：“由于日本离珍珠港很远，补给上有困难，因而我们大大低估了它攻击珍珠港的可能性。尤其是英国航空母舰攻击（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后，我们曾考虑过日本对珍珠港舰船实施鱼雷攻击的可能性，但由于珍珠港内水浅，飞机发射的鱼雷在到达调定深度之前得不到必要的行驶距离，攻击机也将会因防空炮火而遭到巨大损失，因而我曾怀疑这种攻击会成功。”他哪里知道，这个问题已被日本海军解决了。比起作出与美国开战，并长途奔袭珍珠港的决策来，这点困难算得了什么！
由于珍珠港的侦察力量有限，太平洋舰队事实上无法对夏威夷实施全方位的侦察，只能进行一个128度的扇面侦察。但在确定侦察范围时，侦察部门把力量集中在夏威夷的西南方向，而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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