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珠港事件后，肖特与金梅尔都被撤职，斯塔克也被解除海军作战部长的职务。但斯塔克并未像前两者那样，产生替罪羊的念头。在他告别人世前，有人问斯塔克，当年是否与马歇尔一道，同总统密商过引诱日军来进攻美国。斯塔克说：“我认为这种问题是对我们的莫大侮辱，那种说法不对，因为我们既然都是优秀军人，我们就得服从任何命令。我同罗斯福总统吵过两次。我同他在50艘驱逐舰问题上搞得很僵。海军有句老话：有话尽管说，命令要执行，还得乖乖地应一声‘是，是，长官！’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但是，你的确有过断然拒绝和不愿照着干的时候——我就确曾有过，特别是执行命令就要牺牲我们的部队，把它们搞垮的时候。要说我们会听凭总统一意孤行，那纯粹是胡说八道。要说的就是这些。”

　　那么，总统究竟有没有不让他或马歇尔给夏威夷的陆海军指挥官发警告呢？斯塔克虽然已经濒临死亡，但其神志清楚。他肯定地说：“不是这样，恰恰相反。你可能很想知道，11月25日我写好战争警告电报并下令发出时，我甚至没有报告总统，这表明我们真的是多么无拘无束。我的确曾同海军部长诺克斯非常仔细地推敲了一遍电文，我自己又非常认真地琢磨了一遍。不过，发那份电报完全是我个人的主意。我后来才给总统挂电话。因为我考虑：‘对了，最好还是把我发战争警告的事情报告总统。’我把电报读给总统听．他说：‘贝蒂，我同意。”’

　　在解释美国为什么没有能避开日本的偷袭时，有一位美国学者曾提出：“在资爹骂娘声中，让我们不要忘记，不论华盛顿和珍珠港的高级领导作了或者没有作什么，反正是曾经有过这些可以避免灾难的机会。坐失这些良机，并不是由于品性邪恶或者是无能，而是由于人毕竟是人。”把美国的失败提到人性的高度，认为这一切都是由于人性的弱点而造成的，这在西方学术界颇为风行。比之于“罗斯福阴谋论”，这种观点当然让斯塔克们大为宽慰，但其必然结论却是突然袭击不可避免，这样，金梅尔和肖特等一班玩忽职守者也没有了罪责。美国人就是这样，常常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是，如果珍珠港的守军有足够的情报意识，这失去的四次机会，每一次都足以引起人们的警觉，使珍珠港免遭突然袭击，每一次机会都足以让“罗斯福阴谋”破产，如果真有这种阴谋存在的话。遗憾的是，每一次机会都静悄悄地从金梅尔和肖特手中滑走，他们身上的罪责注定是无法洗清了。

　　珍珠港事件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对美国人留下的教洲是永恒的。美国人从中认识到了情报工作的重要性，并且为建立一个综合性的情报机构，进一步改进美国的情报工作作好了心理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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