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她说完，光绪正色道：

　　“日本现已提出绝交，又用重兵胁制朝鲜，议和已不可能，应速筹战备，以防备日本突然进攻。著李鸿章速为筹备，行派一军由陆路前往边境驻扎，以随进进兵朝鲜，接应叶志超部。”

　　说完，他挥了挥手，又说了一声：

　　“你们叩安吧！”

　　诸大臣一走，慈禧脸色阴沉地对光绪和李莲英说：

　　“除战守一事外，我还要交待一句，我六十岁大寿庆典之吉无论如何也不能碍着了，听见了吗？”

　　慈禧生于1835年，也就是清道光十五年。1894年正逢她的六旬大寿之年，她一心要举办一个盛大的祝寿庆典。

　　这似乎是个歌舞升平的太平年代。

　　从年初开始，首席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就被太后指派为“总办万寿庆典，太临李莲英也亲自出面，里里外外地指手划脚，悉心筹划这个盛大的庆典。按原计划，要从紫禁城城经西郊到颐和园，沿路搭建龙棚、龙楼、经棚、戏台、牌楼、亭座，种上花并安排奏乐和演戏，每隔五户还要一个花色，叫做”点景“，”以照敬慎，而壮观瞻。“

　　朝廷忙着准备庆典，京城的达官贵人们也不空闲。当时正处在皮黄和秦腔在京城最为风靡的时期，自亲王以下的士大夫们，仿效慈禧，以赏戏为时尚，“酒醴笙黄，月必数数相会”，在“赏戏”的同时，设筳豪饮，醉死梦生。

　　除此而外，最令人费心的便是行贿受贿。卖官鬻爵，整个紫禁城成了中国最大的贿赂场。年初，为慈禧筹办万寿庆典，朝廷晓谕各级文武大员要广征献纳，催各地迅速解道“报效”庆典的银两，简直是公开伸手要银子。又以吉林地方为例，当年5、6月中日双方在朝鲜即将兵刃相见，一场大战迫在眉睫的时候，地处东北前线地区的吉林将军长顺仍不得不为慈禧的万寿庆典筹办“报效”银两。

　　长顺在给朝廷的奏折中称：“恭逢庆典，率文武员弁报效库为银一万两。”奉到朱批：“准其报效，听候部拨”。“该衙门知道。钦此”。这些“报效”银两当然不是出自长顺等人的腰包，长顺说：“请在本年春季练饷下，就近扣留拨交。”原来是从已经十分紧缺的边防军费中开支。

　　即使程控鸭绿江的前敌之我双城堡也不能免交，其协领“遵即照依札文，拟摊数目，将应解万寿庆典银六百两，如数备齐，出派五品衔七品年满、仓官候补享明山赴省解交。”地处边防前线地区都如此，其他地方理可想而知了。

　　慈禧狮子大张口，亲信太临和王公大臣们也争相索贿受贿。当时宫廷中贿赂公行有各各不成文的规定和约定俗成的价格，受贿者在朝廷中权势成了定价的标准。首先是诸位王公大臣和军机大臣们。要走军机处这道门子，先要托人被“引见”，即用银子叩门。而军机大臣们的要价从门百两到一百两等。其次是太临，文武大臣如果要进宫觐见慈禧和光绪，就得先给他们身边的亲信太临送银子，名为“宫门费，”

　　些太临中又以李莲英要价最高……。

　　1894年是中国农历甲午年，按照干支记算，60年一个甲子，刚好又进入了一个轮回。从1884年到1894年的十年，对中国来说是个变革与发展不可多得的机遇，但当另一具甲子周而复始的时刻，古老的帝国竟无动于衷，丧失了这一个关系到生死存亡的关键时期，仍然按步就班地循着千百年来的旧有规律惯性地徘徊，更没有料到另一场祸即将灾难般地突然降临。

　　当日本人派大兵入朝，正准备对中国动手是时候，有人焦急不安，有人惊诧不已，更多人却还在做着千秋帝国梦：以日本这样一个蕞欠小国，岂能是大清这样的堂堂上国的敌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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