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党”的首席人物为翁同龢，他先后任过同治、光绪两朝帝师，历任刑、户部尚书和军机大臣。其中任户部尚书时间较长，主管全国财政古余年，可说是位极人臣。尊荣无比。但是在他以下，“帝党”的成员几乎都是光绪的近臣和他的故旧门生，多为词馆清显，台谏要角，议论时政可以，并无实权。如珍妃的堂哥礼部侍朗志锐，珍妃的师傅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经筳讲席官李文田，翰林院侍读学士陆宝忠，吏部侍朗汪呜銮，翰林院编修黄绍箕、丁立钧等等。

　　与“后党”相比，光绪信任和重用的人的政治能力极为有限，而且圈子极为狭小。“帝党”与“后党”矛盾的焦点是争夺大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同时在内政外交政策上也存在着革新与守旧、抗争与妥协的差异。

　　光绪作为一个较为开明和有一定新思想的君主，“亲政”伊始，便意识到必须依重“洋务”派，而且特别看重“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在汉臣中权势为最巨”的李鸿章，想通过他使北洋新式海陆军成为自己的力量。而慈禧则以利禄对李鸿章大加笼络，企图继续依靠淮湘系集团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实力，巩固既得利益。李鸿章夹在二者之间，虽然极为赞同“帝党”革新内政以“自强求富”的主张，又鉴于慈禧实际上掌握朝廷大权，主宰自己宦海沉浮和身家性命的现实不得不谨慎从事，两边说好话陪小心，同时，又尽可能地向“后党”靠拢。

　　“李中堂”，光绪开始发话了，“这次朝鲜事发，日本人以用兵相威胁，唆使朝鲜独立，朝鲜胆怯又惶惑受尽其愚弄。据现在情形看去，光是同他们讲理争辩，已无济于事，你说怎么处置才是啊？”

　　李鸿章一阵悚然，只觉得头上冒出一层细汗来。他沉思了一会，说道：

　　“回皇上的话，臣以为朝鲜事发已有多日，我已有兵船和陆军兵队镇守。虽然日本人以用兵相威胁，但我再增加，恐怕会给他们落下我们先挑衅的借口，今后将难以收拾局面。”

　　近几月来，他对朝鲜的事情可说是伤透了脑筋。

　　“李中堂”，光绪有些生气了，说话也口吃起来，“目前日本已调大兵至朝鲜，形势危急。倘若日本威胁朝鲜签订条约，废除同中国的宗主关系，把朝鲜变成它的属国，再图换救也来不及了。我堂堂大清岂能坐以待毙？”

　　李鸿章愈发有些恐惶了。好在他是官场上的老手，什么场面都见过。他定了定神，沉着地说：

　　“皇上息怒，臣罪该万死。为臣明白皇上的意思，依目前情形，臣准备一面在天津晤谈俄国公使喀西呢，看俄国是否肯出面压日本撤兵，一面再抽调军力增援朝鲜。”

　　光绪点了点头，面容渐渐平静。他又询问：

　　“眼下大清的朝鲜有多少兵勇？”

　　“回皇上的话，”李鸿章语气也轻松了，“臣在月初就著令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派出‘济远’、‘扬威’号两只兵船赴仁川、汉城，加上已在仁川的‘平远’号，共有兵船三只。另外，又著令直隶提督督叶志超率同太原镇总兵聂土成，率淮军练勇二千人，乘招商局轮船到了朝鲜。”

　　光绪又点了点头，面容严肃地说：

　　“李中堂为朝廷重臣，身负国家重任，又熟悉日本和朝鲜的情况，这次处置朝鲜事变，著你立即筹划妥善办法，马上奏报于朕。另外，以前派到朝鲜的军队，现在在日本人已调兵到了朝鲜的情况下，该如何驻扎调度，以备应付不测，也著令你仔细办理。”

　　退出养心殿后，李鸿章虽说是松了一口气，但心里却并不轻松。

　　这一切都源于不久前发生的那场朝鲜东学起义。

　　1894年1月10日，朝鲜东学党人金琫准在金罗道古阜郡带领农民揭竿而起，打出“济世安民，”“尽灭权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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