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令恭亲王尽快知会沿海十五省督抚大员，立即就购买兵船、造船，用人和筹款等海防急办事宜悉心筹议，限期一月之内覆奏，不得以空言塞责！”

　　一场直接关系到中国海军乃至国家命运的大辩论——“海防大筹议”，在民族危机的震撼下紧急展开了。

　　1个月内，各省督抚大员的奏折纷纷递到北京。但由于各自的处境，利益关系和认识不同，在海防问题尤其地战略防御的重点上有很大的分歧。

　　奉命检阅长江水师彭玉麟、两广总督英翰等认为，与其加强海防，不如整饬长江防务，可为“东南长久之计。”实际上是承袭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守外洋不如守海口”的消极防御思想。

　　湖南巡抚王文韶主张注重西北塞防，神速进军新疆，消灭阿古柏和外来势力，收复失地，同时请皇帝“以雪耻复分为继志，清心寡欲，节谨用身。”

　　山东巡抚丁宝桢认为，“海疆之事，能守即能为战，”海防重点应在守海口，并把俄国看作是最大威胁，强调注重东北塞防，保卫清王朝的“根本重地。”

　　福建巡抚王凯泰和李鸿章之兄、湖广总督瀚章，沈葆桢、两江总督宗羲、浙江巡抚汤昌等则强调海防为当今第一要务。“日本以贫小之国，方且不惜重金，大力学习效法西洋，岂堂堂中国？”“必须扩充轮船，购置铁甲船，不能坐失良机，以受制于人。”

　　时在陕甘总督任上的左宗棠，虽不在沿海，但因为以“留心洋务”，被清政府点名参加这场辩论。他既反对暂缓西征新疆，节省经费加强海防的意见，又不赞成全力西征暂弃海防的观点，主张“东部加强海防，西部加强边防，二者并重。”并指出建立海军应集中领导和统一指挥，防止被实力派大员“挟以自重”。

　　在这些督抚大员的奏折中，李鸿章由其幕僚薛福成代笔的洋洋万言的《筹议海防折》最为引人注目。他冷静地分折了两次鸦片战争以来，国力虚弱的中国面对弱肉强食的世界时的尴尬处境：

　　“中国历代国防重点，大都在西北。敌我强弱，是客人还是主人，一目了然，而且有国界分割。当今东部和南部海疆万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以至洋人可以成群结队到北京或者深入各省腹地，公开托的是和好之名，暗地里却怀着要并吞中国之诡计，一个国家对中国生事，往往几个国家从旁煽动，这确实是几千年没有过的变局。轮船电报速度之快，瞬间千里；武器之精良，超过刀矛和人工百倍；炮弹听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受阻碍。可以说是几千年来没有过的强敌。”

　　他极力强调整顿海防的重要性，认为是当前当务之急，也是今后立国强兵的重要策略。他很有见地指出，当今世界，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处理最根本的是要凭实力：“洋人讲势大，不讲道理，他们以强大的军队在压我们，我们却想以笔和口舌来战胜他们，必然是不行的。”

　　他一矢中的地指出：“当今要想整顿海防，除了变法与用人，没有下手的地方，‘所谓’变法，就是要改革中国延袭了几千年的旧的军事制度，建立近代新式海陆军；所谓‘用人’，就是要改革代代相沿的科举取仕制度，培养新式人才。”

　　李鸿章的具体建议有：

　　根据中外军备状况和中国作为大陆国家的地理环境，应以“陆军为立国根基，”但要“就现有陆军认真择优，一律改为洋枪炮队。”

　　“亟练水师”，载撤旧船，定购铁甲舰。他同意分设三洋海军，但认为各舰队均要的大铁甲舰2艘，“一个地方有事，6艘联络。”专门为用作沿海巡逻而以其余船只配属，声势较壮，“

　　对中国新生的造船工业，他认为虽然闽沪两局所造均系小炮船，而且“造船的材料和工匠多是外国的，结果中国造船的价格超过了到外国买船的价格，现在要建立新式水师，在外国定造兵船更方便。”但闽沪两局仍需酌量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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