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思本舰队消失了，一个时髦的怪物却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迅猛地繁衍了。

　　它惊世駭俗，引起国人哗然惊呼。

　　它“时髦”：洋气十足，芸芸众生见所未见，闻所未闻。

　　在封建士大夫的眼里，更是一个十足的“怪物”：圣贤经典上不曾记载过，祖祖辈辈不曾有过，即使最富于想象力的神怪小说上也未曾想到过。

　　这个“时髦”的怪物就是今天所称的“洋务”。所谓“洋务”，顾名思义，便不是国粹，而是与洋人有关的东西，那时的人们称之为“洋务新政”。对于它，“正气凌然”的道学先生们斥之为乱世妖邪，亡国的征兆，无不伤心叹息，暗暗落泪。

　　在他们看来，外洋不知是人境还是鬼域，洋枪洋炮不知是神奇还是妖邪，一些堂堂的提督、总兵大人，看到洋人大炮一响，硝烟四起，城倒屋塌，以为是妖术。

　　古老的中华帝国已经在摇摇欲坠的时候，在“战则丧师，和则辱国”的时候，不少人还沉缅于千秋帝国的迷梦中。

　　上海。一些清朝大员应邀登上洋人的军舰参观。在列队等候检阅的威仪整肃的外国海军官兵面前，他们裹着厚重的官服，顶着灿烂的花翎，故作“不卑不亢”的安闲之态，头正身直，竭力以头上花翎不摇曵为荣。

　　北京。朝廷内外著名的儒学大师，大学士徐桐的宅邸与外国使馆为邻。虽然每日隔壁的洋乐喧哗，但他仍然能静心平气的日诵《太上感应篇》，一时在翰林院中传为美谈。

　　虽身为儒学大师，徐桐却有个不肖之子。此公子不仅爱同洋人打交道，用洋货，言必称西洋如何如何，居然还在宅院中为自己搞起了间用洋画装饰，全部用西式餐具的餐厅。见到洋人都要用扇掩面的徐桐，怎能容忍？每次回到家中，从这间不伦不类的西餐厅路过，老先生都不得不掩耳闭目，匆匆而过。据说，老先生还在自己的书房门前贴上了副对联：

　　望洋兴叹

　　与鬼为邻

　　士大夫们在切齿痛骂：中国可羞可耻者，未有大于西洋之流毒。

　　在他们看来，中国因有的一切似乎都优于西洋：中国的历法比西洋的精确——按西洋的历法，每逢十五月亮居然不圆；

　　西洋的“日心说”，是要破我天地两大，日明并明，乱我君臣父子夫妇三纲。

　　即使出过国，当过驻英副公使的刘锡鸿，在他的《英轺私记》中也满嘴胡言，说什么火车虽灵巧，但万万不适用于中国；参观电学光学试验，就要想到“君子不为”的古训。在这篇奇文中，他一一举例说：“英人无事不与中国相反”，而让人难以忍受。

　　国家大事要先在老百姓选出的国会议定，再交皇上；男人怕老婆，出门上车要先让女人；文字不但不竖写，而且是从左至右；书本底是中国书的面；吃饭不是先酒后饭而是先饭后酒等等。

　　对“洋务”派的小小变革，他们则大声惊呼，这是“舍已从人，变乱成法”，“用夷变夏”。在这种形势下，李鸿章深知只有得到清王朝中枢的支持，才能实现“自强”的理想。于是，把希望寄托在当时以议政王掌管军机处和总理衙门，总揽内政外交大权的恭亲王奕訢身上，试图通过他来打通清王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的关节。

　　1864年5月，李鸿章致函总理衙门，阐明了自己“变法自强”的观点：

　　“我以为天下的事，穷则变，变刚通。中国士大夫沉溺于章句小楷积习，武夫们又多为粗鲁不通学问之辈，不留心世务，以致于所学非所用。无事的时候，嘲笑外国的枪炮器械为奇技淫巧，认为不必学；一有战争惊慌失措，惊叹外国的利器神奇莫测，以为无法学。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弦更张，知道学习人家的长处，我们中国到了穷极而通的时候了，也应当毅然变法了。”

　　他不仅提出了“变法自强”的必要，而且还提出“自强”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