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地掣肘战事的进程。紧跟希特勒的凯特尔,将随声附合视为已任,以此则任劳任怨地为希特勒铺平道路,竭尽全力地扫清障碍,比起凯特尔来,约德尔发挥了较大影响。他似乎将挪威战局的教训忘得一干二净,随时准备对付“将军们的不顺”,为“元首的天才”开辟道路。尖锐的意见分歧在他的日记里有鲜明的反映。勤勉的副官们只知道聆听和传递希特勒的意见和决定,对全局漠不关心,即便是他们作为信使被派往前线高级指挥机构时,也依然如此。
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几乎每天乘坐飞机或汽车四处奔波,与各级重要的人员保持面对面的接触,以全力监督全部计划和命令的贯彻执行。但是,从这些接触中.他无法搜罗到反对希特勒和确保自已应得的国防军统帅部高级顾问之称的力量。哈尔德也不想为此奋斗。身为陆军总参谋长的,他有他的主权管辖范围,在他的周围有一批相互信任、志同道合、紧密配合的总参谋军官,他企图借这股潜在的优势最终证明他是强者。事实也是如此,在这次战局的数周时间里,特别是当希特勒神经不正常时,他曾多次逾越自己的职权行事。他将他自己及其总参谋部的工作,作为伟大战局中经久屹立的丰碑,载入他的日记。
在幕后,空军总司令戈林也一直在活动。他通过他的联络官,不时获悉大本营里的各种不同观点,他身为空军总司令和民族社会主义的第二显赫人物,不断想方设法限制在德国人民中享有荣誉的“反动”陆军。他能以电话与希特勒保持联系,必要时还可搭乘停在附近的专列去见希特勒。与希特勒见面时,通常没有第三者在场。与陆军总司令相比,他是历经考验的“元首最忠诚的骑士”,这一点是勿容置疑的。然而,还是同一个戈林——还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军人——在后来的战争中,他经常为一些被希特勒无理判处死刑或遭其他惩处的陆军军官说情。
处在“大人物”之间的国防处军官们,活动余地极为狭窄。除了不能参加在希特勒那里举行的形势报告会以外,国防处军官们所受到的限制并不亚于陆军总司令部的首脑们。他们往往被置于既成决议面前,通常没有表达的余地——除了在敦刻尔克问题上他们曾大发过雷霆。在另外一些不大紧迫的情况下——偶尔的和有限范围内——尚有一些“共同参事”的可能性,而这种“参事”也只不过是对大本营拟制的命令。在内容和形式上进行删删改改,使其更符合当前态势。
国防处长和国防处的陆军军官们默默地工作着。其基础是,他们与陆军总参谋部保持着生动活泼和相互信赖的关系;此外,只要条件允许,他们还不时到前线看一看。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多少活动余地,因为除了希特勒的副官之外,不是一般的小人物,而是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强迫他们到前线要广为传播希特勒的意志和言论。国防处军官们的前线之行,并不身负重任。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到前线只能看看朋友或部队,不能作为大本营的“联系人”发挥任何作用。约德尔对这种旅行极不感兴趣。记得在占领巴黎的那一天,国防处长油然记起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一天,突然决定飞往巴黎。飞机降落在一个荒芜人烟的场地,接着他同一个向巴黎开进的师进入巴黎。当他回到大本营时,居然没有一个上司过问他的巴黎之行。对于国防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以及与前线的接触,即凡是牵涉到指挥参谋部高级军官的事,希特勒和约德尔“都不喜欢看到”,因为他们认为,军官们的此种举动会给双方造成有害影响。其实,双方的这种努力与损害军人思想毫不相干。
在叙述了前面发生的一切之后,读者对充斥于德国大本营中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首脑们之间的明争暗斗——如我下面几章所描述的——就不会感到惊讶。这种根深缔固的对立,早在“取得战果的时期”就已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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