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国防军统帅部同各军种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或者说其核心是统帅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紧张关系，在1938年晚秋时还尚未表面化，那么到1939年9月27日，当希特勒提出要在西线发动攻势时，他们之间的关系便骤然紧张起来。对于陆军来讲，已不是单纯地抵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人憎恶的“作战上的干预”，对于这一点，陆军早己从约德尔以往的活动中领教过了。现在的问题是，希特勒将陆军首脑完全撇在一边，擅自决断；而且，除了定下进攻决心外，还亲自为作战指挥制定方针，规定“何时”和“如何”行动。这意味着，国防军最高统帅已着手接管陆军的指挥了。如果希特勒能把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这股国防军中最强大的指挥力量拉到自己一边，同时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排挤出这种指挥领域，那么就意味着他在处于建设时期的德国大本营内培植了理想的核心，同时又以陆军总参谋部取代了指挥参谋部的位置。然而，希特勒的干预所带来的结果，与他期望的截然相反。对他来说，最主要的是巩固他在军事领域里的独裁，以“对下绝对专制”来替代陆军总司令部的——迄今如此，将来依然如此——在军事专业上的、认真负责的咨询，摆脱陆军总司令部的抵制和警告。为了尽快和稳妥地实现这一目的，为了将陆军总参谋部排挤到——象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一样，仅是他的决心和命令的执行机构的位置，同时为了竭力利用这部得到他赞许但又无法代替的下达命令的机器，希特勒想在未来作战中，将陆军总司令、陆军总参谋长及其一个小参谋部安排在自己身边，从距离人手约束他们的行动。这样，陆军总司令部到1939年秋季面临着一种冯·弗里奇大将曾经发出警告的形势，弗里奇男爵在过去围绕领率机构体制的争论中，曾以警告的语言指出：“人们休想要求一位陆军总司令根据别人的方案去夺取胜利。”但是，事态发展的结果还是形成了一种元首与总参谋部那样的关系。在以后的年月里，希特勒不厌其烦地以他当年任土官时，与其8个人的“班”的关系来比喻今天这种关系。

　　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没有参与最高统帅下定西进的决心。但是，由于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百依百顺，所以他们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关系，再次陷入苏台德危机时期那样的对立状态——尽管程度不同。凯特尔自己在希特勒的所想所为面前不是没有压抑感，但他仍是对陆军首脑好言相劝，在独裁者的要求下无把握的担保——一厢情愿地从中斡旋。约德尔却恰恰相反，他将这一事态的发展，视为是朝他所主张的小型陆军总参谋部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他丝毫也没有考虑划分职责界限的问题，而是毫不犹豫、充分地利用希特勒所提供的基石，利用一切机会打入陆军的领导。贝克曾警告过，严防“暗处的和不负责任的影响”；而今，陆军却为这种影响打开放便之门。

　　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并不是轻易地屈从于最高指挥的要求。在他们两者之间，再次出现了对方向问题存在的截然不同看法的分歧。一方依仗“民族社会主义运动”的强大专制权势，相信能够迫使德国人民乃至全世界接受他们的要求；另一方，没有被政变所吓倒，主张应自觉为普鲁士德国军人的财富免遭厄运而尽力。1938年秋当危机达到高峰时，布劳希奇曾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发誓”，他要忠于职守，而现在他却将以往的豪言壮语抛在脑后，不敢起来反抗希特勒的西进决定。这样，陆军对战争计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要求不但每每落空，而且还必须违心地按照希特勒的设想来拟制作战计划。

　　在这种情况下，陆军总司令部起初只能进行“消极抵抗”，仅对希特勒的意愿表示支持。后来，陆军总司令在西线部队高级指挥官们的一致支持下，终于在1939年11月5日，这个下达最终进攻命令的第一个规定日期，采取行动，提出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和迄今的战争计划的观点，至使希特勒粗暴地打断了陆军总司令的报告。在戏剧性的11月23日，气氛依然十分紧张，希特勒在空、海两军种将军代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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