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国防军中的地位和任务，一直模糊不清，战前没有解决，在波兰和法国战局之间的建设时期，仍然没有解决。当战争刚刚开始时，德国的独裁者便强调指出，他的主要活动要转向战争指导；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部的首脑们，也与他保持最紧密的联系。此时，约德尔将军大概也自以为，他为希特勒设计的军事“工作班子”准备就绪。但另一方面，由于“工作班子”对希特勒唯命是从，使参谋部既使在战争年月里，也依然是他的军事办公室，他的传声筒，或者用另一种说法，是他在军事领域里下达专制命令的编辑和监督机关。大概下面这一事例是这种关系的最好说明：希特勒如果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出席每天的形势报告会上，那么在约德尔的日记本上就必然缺少这一天的日记。

　　在这种状况下，继续受到最高统帅魔力驱使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军官们，更乐于在国防处长的领导下，寻求新的方法和道路，根据战争的要求改进参谋部的结构和任务。然而，这一努力也被迫终止。之所以如此，既不因为内部的紧张和对立，也不是由于三军总司令部的反对，而完全是一种疏忽。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不能完全怪罪于参谋部的军官们，因为他们对改变不合理现状的全部建议，均因毫无例外地遭到约德尔的彻底否定而夭折。

　　因此，在德国大本营建设时期。就根本没有制定出任何在30年代中期，组建一个真正的、高效率的国防军总参谋部的组织计划，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各项任务，依然是根据临时需要、没有长远规划、随心所欲地加以解决。

　　例如，进攻西方的行动，以及作战指挥的基本特征，都是希特勒一人决定的。这种事情绝不会发生在另外任何一个军事参谋部内。约德尔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对此事作了进一步供述，他说：按常规“统帅，在这种情况下，元首为作出决定……需要下级提供资料、地图和兵力报告——己方的和敌方的……”以便作出他的安排；而事实上，希特勒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程序。他的进攻西方的命令，仅仅是基于直觉上对敌人的估计，根本不考虑将战争扩大到波兰以外，在他的军事政治决策中已不再是儿戏。他后来作出的一些决断，特别是进攻俄国、对美宣战和胁迫意大利参战等决断，都主要是受其政治狂热的驱使，没有考虑这些决断在当时的军事条件下将要产生的结局。这种腐败的工作方式，与政治优先于战争这一正统的定理毫无共同之处。但另一方面，希特勒手头却异乎寻常的有大量外国装备、工事、舰艇和飞机的数据；他对世界军事地理状况也大体熟悉。然而这些因素却促使他产生了这样一种理想，即要求下级的精确的军事判断和报告，必须与他事先的设想相吻合；否则，他就断然弃之不用，将其编入“总参谋部失败主义”的卷宗里。

　　1939年10月9日，希特勒的内容丰富的“备忘录”出笼了。“备忘录”中，他针对陆军有意识的反抗，阐述了他进军西方的计划和安排。在这个阶段，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担负的唯一一项任务是，将希特勒的计划和想法以“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编为第6号指令，于当天下达。指令有8条内容，最后写道：“我（希特勒）请诸位总司令先生们，在这份指令的基础上，迅速具体地阐明你们的观点，并将其准备情况通过国防军统帅部不断向我报告。”

　　在这最后一段话——这是类似“指令”一贯采用的形式——的背后，隐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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