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关系的主要形成,约德尔记忆犹新,津津乐道,现在他也把这一称呼用到了国防处中,他工作急需的那部分人员身上。这首先就意味着,仅拥有12—15名军官的国防处,在战地大本营组建过程中,将再度被分割。然而,当时显得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在其外部形式,而在其实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把“工作班子”这个称呼应用到他的参谋部内,这对国防军领率机构尔后工作方式的发展发挥了决定性影响。约德尔与陆军总参谋部的传统恰恰相反,他效仿希特勒,只想让其参谋部的军官们成为起草命令的机器,不把他们看成能够独立思考、能够提出建议和咨询的同僚。他的这种倾向不仅是由他的个性决定的,而且完全符合总参谋部一种新流派的观念,这种观念戈林早在1939年就想在空军加以实现。这种观念要求“对上绝对负责,对下绝对专制。”两者无疑都是纳粹的准则,总参谋部内部工作的变革与其外部形式的变化是相适应的,都是由约德尔接收下来的希特勒所创立的体系,也就是用一种最高指挥来取代德国陆军采用过的、经过历史考验的“任务式指挥法”,试图通过一种对细枝末节都规定得死死的命令,强行贯彻他的意志。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参谋部之间的距离,更促成他这种倾向的发展。但疏远与否并不在乎空间距离的大小。不管在柏林时,由本德勒区到总理府,还是后来在战地大本营时,由“Ⅰ号滤波电路”——希特勒及其左右的宿营地,到“Ⅱ号滤波电路”——国防处的宿营地;不管是几分钟的路程,还是几小时的航程,都无管大局。约德尔一方面按自己的风格亲手将希特勒提出的方针以一定的形式加以贯彻,另一方面又使国防处以及三军种指挥处作为他的方案的表决机构,但更多是充当他的办公室和档案室,这就使约德尔与他的参谋部日益疏远。也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在与三军总参谋部进行口头联系中形成了一种“工作程序”,这种工作程序常常把国防处撇在一边,只有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希特勒思想和意愿的可靠知情人。
空间上的距离还带来另一个后果,即约德尔将军如同希特勒一样,对他的参谋部的年青军官不屑一顾。以国防处长为首的一些老军官,不能不承认约德尔在品格上的一些突出长处,比如试图摆脱希特勒的摆布,努力为一个纯粹的军事参谋部注入新鲜空气。然而在工作上,他们却处在与世隔绝的境地,被排除在事态进程之外,从而破坏了在国防军领率机构建立一个统一的指挥参谋部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恰是约德尔自己力主提出的。
参谋部内比这一切更为严重的弊端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与他的最亲密同事、国防处长,在政治和军事上所持的截然不同的观点。约德尔对希特勒的崇拜,在他早期的日记里就以异乎寻常的军事表达方式显露出来,而在他全部的举止、行动中一一尽管是无言的,更是表露无遗。1939年10月15日,正当陆军总司令部为西方攻势迷惑不解时,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战争背离总参谋部的理论,我们就会赢得战争;因为我们有较强的军队,较好的装备,较高的士气,还有一个亲密无间、目标明确的领导。”然而,作者从一开始就没有对战争抱有幻想。正是由于这一缘故,在这两位担负指挥参谋部领导的军官之间,无法在战争与和平、战争的基本特点问题上、以及一触即发的民族社会主义的文化政策、占领政策上,开诚布公地交换各自的看法,以求消除对立。鉴于时间的推移,以及在统帅部内极少的活动自由,使瓦利蒙特早在1939年秋就两次进行以单枪匹马阻止事态发展的尝试,更难以见到成效。但是,离开国防军统帅部,到前线另谋职务的出路,也由于缺少众多的老参谋部军官的大力支持,而不断受阻。自1943年秋,根据希特勒的命令,严禁大本营内具有固定职位的人进行调动。此外,还向统帅部内的大约20名将级军官,另外还有陆、空军的军官指出,他们应当为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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