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作战争,因此要求暂时在“民事领域”避免一场可能引起民众生活持久性混乱的事件发生。然而,国防军的主力要在8 月26日至31日之内进行动员,国防工业及大部工商企业也要于9 月3 日随之实施动员,因此,人人心绪不定,处处杂乱无章。起初,这种混乱状态给工业造成重大负担,它必须在这种逐级动员情况下,放弃它长年的准备工作,负起“不可推卸”的义务;随后又给国防军造成负担,它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琐碎工作,将专业技术工人从军队里挑出来,以充实国防工业。
在战争爆发的当天,戈林终于说服了希特勒,取消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作为领导机构的职能,使这个支离破碎的组织再一次受到冲击。指挥参谋部“秘书处”所一直担负的任务,移交给“总理府”,这个“秘书处”被国防军统帅部操纵的“国防委员会”解散,安排到“国防部长会议”内,“党”在这里发挥着决定性影响。《国防法》的第二个文本在它的军事指导权威方面已经作了极大的限制,希特勒再次无视《国防法》的规定,最终将国防军挤下了“战时全民之领导”的位置。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民被完全撇在一边,而他却未提出任何异议。
8 月25日傍晚,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原因,希特勒再一次取消了武装部队进入波兰边境的命令。当作者受凯特尔紧急调遣,匆匆来到总理府时,这个命令已经按“大事年表”所规定的最后时限,通过电话通知了有关部队。用希特勒的军事“办公室”——国防处的一句话,就是以证实希特勒取消命令一事。作者在去总理府的路上,充满了一种由于和平再一次得到的保障而产生的喜悦和激动。然而,当作者刚刚到达听到施蒙特的第一句话却是:“您不要高兴得太早,这只不过是推迟几天罢了!”
的确是这样,对于总参谋部一名军官来说,令人感到极度厌恶和惊恐的是,亲眼看到在那个时刻总理府内潜伏着巨大危险的混乱状态。特别是由此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如果不久真的发生战争,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否还想将他的“大本营”留在这个杂乱无章、动荡不安的环境里?这个想法并不足为奇,因为现在除了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外,只有海军总司令部仍然留在柏林这个和平圣地。相反,陆军和空军已在人员和装备上作好动员准备,并迁入为战时准备的工作区和营区,其中陆军部队驻扎在柏林南面约50公里处的措森训练场附近,住进临时搭起的简易木房或库房;空军部队则驻扎在波茨坦附近的维尔德帕克空军学校。国防军统帅部在这几天直至9月1日,没有考虑搬迁的问题。后来得知,在当时条件下没有考虑搬进布洛姆贝格在任时在柏林附近建造的拥有各种防护和通讯设备的别墅式的建筑物里,同时也没有采取其他准备措施。
是什么原因使希特勒拒绝任何关于建立国防军统帅部战地大本营的建议呢?对这个问题,人们很难得到确切答案。很显然,希特勒是怕人们说他在重大抉择面前畏缩不前。在波茨坦地区的一座军营里为希特勒修建下榻时,希特勒向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说,当国防军开赴东部战场时,他作为最高司令却从柏林向西转移,舆论界必然认为他是逃避危险“更大的可能性也许是因为希特勒认为,在动乱时期,他只有呆在柏林,呆在政府中心,才能对内、对外发挥应有的作用,因此必须留在首都。希特勒有意向外界显露他关于西方列强不会介入战争的信念,而柏林处在东、西方的中间位置上,他可以借题发挥,大作文章。然而,希特勒却于9 月3 日出人意料地决定从柏林出发。这一行动也许是由于他动荡不定的性格造成的,在审慎行动与”即兴创作“之间,他更喜欢后者;也许纯粹是心血来潮,想密切与部队的关系;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是想藉此显示一下他篡夺来的统帅角色,出一出风头。
希特勒自然并不指望在他的专列里能组成一个井然有序、名副其实的军事指挥班子,然而却要求有最好的通信、技术设备。在列车上,除了凯特尔和约德尔及其副官以及希特勒的副官外,还有匆忙从陆军、空军调来的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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