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38年11月至1939年8 月，作者作为约德尔的接班人，接管了国防处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工作，但仅仅9 个月的时间，作者也无法彻底改变当时的状况。也许有一种观点为他指明了道路，这种观点认为，只有当指挥参谋部不再独立地置身于希特勒和国防军之间，而是作为国防军的一部分立于他们之中时，也就是说不是依赖于希特勒，而是首先依靠陆军总参谋部时，它才能够克服其各方面的弱点。在经过努力争取之后，凯特尔同意并决定，约德尔——在此期间已晋升为少将——不再返回他的原岗位，而是于1939年10月1 日由一名陆军所信赖的将军取而代之。然而，约德尔却重返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职位，这一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原来的如意打算化为泡影。

　　1939年3 月占领“捷克剩余领土”，以及月底收复梅梅尔地区的行动，都没有为国防军领率机关中的合作，创造出什么有价值的经验。相反，在波兰战局伊始，最高军事指挥机构中存在的缺乏内部和外部秩序的混乱状态再次达到今人生畏的程度。

　　希特勒未要求国防军提供任何咨询，只是在3 月下旬顺便通知陆军总司令部，如果通过外交途径直至晚夏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他就要以武力威逼波兰就范。数日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也获悉这条“元首意见”、并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将此作为一个附件补充到自1938年开始、每年在动员之初下达的所谓的“国防军统一备战指令”里。所谓“指令”只是一种在和平时期按总参谋部的一般工作程序制定出的为指挥、训练、组织等方面服务的基本方针，现在它如同一年前进攻捷克斯洛伐克时一样，增加了异样成份。它不仅涉及到国防军根据世界一般形势制定出的年度任务，而且还涉及到对某次作战行动的准备，这种作战行动是根据当前一定的政治条件采取的，但更多是计划在将来某特定时间采取的。

　　鉴于任务意义的重大，以及他对国防军统帅部与陆军总参谋部关系的认识，瓦利蒙特在起草“附件”的重要部分时，邀请了陆军总参谋部第一总军需长海内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逐字逐句地推敲，当然这是经陆军总参谋长允许的。这样，文件没有使用任何束缚陆军的饲句，反而却充满了能发挥陆军总司令部行动自由的言辞。海军和空军也将各自的任务以自己的表达方式简要地写进附件。国防军统帅部参谋氏按照惯例把已经完成的方案，用“元首字母”即大型字体抄写出来，呈送希特勒，使他不戴眼镜便能阅读，同时还向总理府呈送一份。几天后，希特勒亲笔批上一段代有政治内容的引言退还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于4 月3 日将文件下发给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以及其他指挥部门。

　　后几个月的情况，再次证明作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所得到的印象。希特勒的工作方法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的活动范围越来越窄，只能起到一种国家领导人的军事“档案室”的作用。然而，在没有任何越出波兰战局及捍卫西疆边防的长远战略方针的情况下，“档案室”的活动也只能局限在陆、海、空三军的报表上。

　　另一方面，三军总司令部在其备战工作中，通过联络官得到必要的协调，他们既不请指挥参谋部参加，也不要它作仲裁。他们置国防军总司令这个过去的中间上司予不顾，竭尽全力与希特勒建立直接关系。希特勒乍前马后的副官们也把失宠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撇在一边随意超越它行事。这样，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的地位江河日下，变得无足轻重了，这个“国防军问题的唯一顾问”在三军总司令眼里与其说是一个中间人，倒不如说是在无人敢处理的棘手问题上的“替罪羊”。

　　过去，由于国防军领率机构里各种力量的竞争，而尚未处理的所有提案、备忘录和口头建议，在希特勒夺取军事大权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便全部被打入冷宫。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参谋部”被排挤出国防军指挥层，甚至连希特勒自己都不把它看成是他的领率机构。这些表面现象也唆使陆军总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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