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虔诚的信念驱使下,一心一意地履行他的任务,即无条件地、坚决地——尽管他自己也不赞同——贯彻他的最高统帅的意图和指令。他以认真的态度、不倦的精力,任劳任怨地工作着;然而他的嗜好似乎是不需要自己的坚定信念,只是一味地寻求平衡,这就成了他走向灾难的原由。约德尔也在忠于职守,勤恳地工作着——尽管是出于其它企图和目的。在“元首的天才”面前,他谨小慎微,把任何一点点自己的和别人的批评意见都深深地埋在肚子里。由于对希特勒的绝对相信以及在他们脑子里已形成的国防军已构成统一指挥的固定看法,使国防军统帅部的这两位首脑对他们的“娘家”——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产生了对立情绪,而且愈演愈烈。这样,国防军的内部团结每况愈下,特别是国防军统帅部的一些军官把维护与“党”的关系视为自己独有的、不允许任何人介入的事情,使国防军的分裂有增无减。
另一方面,从1938年春季起,国防军也逐渐被卷入希特勒的欧洲政策。在这一片混乱之中,任何一种为实现军事上的统一指挥、而在精神上、理论上或实践上为改进现行体制而作的努力都宣告破产。由于希特勒的反复无常的、对一切都指手划脚的令人生厌的作法,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只不过是个徒有虚名的空架子。2 月18 日,希特勒再一次向凯特尔保证,“在没有听取他的参谋长的意见之前,他绝不在有关国防军的问题上作任何决断”。然而,仅在数周之后,在准备“合并”奥地利的问题上,他不给周密的军事计划工作留出时间和余地,一味追求政治上的冒险,造成了无法挽救的混乱。
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当希特勒获知许士尼格要进行“公民投票”的消息后,这位国防军最高司令便于3 月9 日夜晚,紧急召见戈林、赖歇瑙——从罗马赶回,以及另外两名他熟悉的将军,共同磋商对奥地利施加军事恐吓和高压的措施。也许到3月10 日清晨,凯特尔才从他副官那里知道戈林等人已在希特勒那里。“10时驱车去总理府”,约德尔写道,“我随后前往,向他呈交一份旧的作战方案”。过了一会儿,陆军总参谋长也被召来,他向希特勒报告说,陆军对此没有丝毫准备,要想动员计划内的部队,必须在5 个小时之内临时起草一份紧急命令。于是在此基础上,3月11 日国防军统帅部发出了一份“指令”。指令说,希特勒将亲自指挥这次行动。为了预防可能出现的错综复杂的情况,海军未与国防军指挥参谋部配合,便独自命令“全部舰船返国”。
同年,由于在苏台德危机过程中准备以武装袭击捷克斯洛伐克的“绿色方案”一事,使国防军最高司令及其参谋部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出现了极度紧张。这是作者1938年暮春奉陆军总参谋长贝克炮兵上将之命前往柏林参加总参谋部制定的“绝色方案”的“最终会商”时,得到的第一个印象,当时作者正在杜塞尔多夫任团长。在一大群与会者中间,没有看到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没有看到凯特尔,也没有看到约德尔,更没有看到一名他们的总参谋部军官。对于这个使人感惊讶的问题,陆军总参谋部人事处长霍斯巴赫上校作了令人惊讶的回答:“这里研究的是陆军的事,与国防军统帅部无关。”贝克紧接着所作的发言,是唯一的对希特勒和国防军统部所制定的计划和下达的命令的示威。陆军总司令布劳希奇大将对统帅部的计划和命令只能有保留地表示赞同。此后,贝克还公开地以其他各种方式想打消希特勒的企图,直至1938年夏他被黜职。
对抗的典型性在其他几件事情上也表露无遗,直至哈尔德接任贝克的陆军总参谋长之职后为止。在1938年9 月9 日夜直至次日4 时召开的纽伦堡“帝国党代会”上,又发生了一次争论。在会上,希特勒面对陆军首领的顽固态度,要求他们改变其独出心裁的展开和作战计划。当时作为旁听者出席这次会议的凯特尔在回到柏林后,对约德尔抱怨说:“他对布劳希奇被任命为陆军总司令曾尽过很大努力,现在已对他大失所望,这种争论……将最终导致陆军总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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