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933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的布洛姆贝格（后晋升为元帅）同时被任命为“国防军总司令”。如果说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们就已经具有这种权力，那么布洛姆贝格与他们不同的是，他仿效国家的集权领导，将其活动的重点放在“指挥权”之上。自1935年3 月宣布“国防自由”以来，这位“战争部长兼国防军总司令”，便开始致力于组建新的军事指挥机构（注：参见国防军领率机构附图一），提高其权威。他凌驾于陆、海、空三军之上，将整个德国国防军的行动纳入国家最高领导的方针之下。除了“武装战争”‘之外，他还将“总体战争”的其他手段，如国防宣传、经济战争，乃至全国民防各个领域的领导权，都集中在他一人手中。

　　附图一

　　随着这种严格的、表面看来有条不紊的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组建。德国从此走上了一条没有任何一个军事大国走过的路，而 且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效仿。然而，新建立的各级指挥机构却在各自的军事领域里遭到冷遇，被视为弊端。象其他国家一样，只有帝国总理一人被视为武装部队“法定”的最高领导，而总司令的权限通常只局限在一些私人和社交性领域。因此，一个新的执掌全面指挥大权的国防军总司令，必须在国家元首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之间寻找自己的位置。这也就是说，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们必须将他们各自的领域，特别是对本军种的指挥权限的一大部分让给新的上司。这种现象带来的结果是，在尚未对这种权力和职责分配的可行性进行认真研究之前，三军总司令们的军事等级就已经降了一大截。

　　对他们来说，更为明显的变化是由下列事情引起的：为了对国防军实施统一指挥，自1934年，国防军总司令小心谨慎地在他国防部的首脑机构中增加了一些参谋部的成份，而在此以前，他的首脑机构还只是一个履行行政管理任务的“局”。但与各军种的指挥参谋部的关系上，他的这个参谋部仍扮演了一个上司的角色。在德国当时的条件下，这种组织形式对于最重要、最强大的军种陆军总参谋部来说，是难以接受的；同时对于习惯于独立执掌海战指挥权的海军总参谋部，以及野心勃勃的年轻的空军总参谋部来说，也被视为一种不小的阻力。人所皆知，即使在国王和皇帝发号施令的时代，也没有出现过凌驾于陆军、海军之上的指挥参谋部，更何况“陆军总参谋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称之为“最高统帅部”——决定着整个战争的进程。

　　争取国防军形式和内部的协调统一

　　鉴于以上情况，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对布洛姆贝格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进行了极其猛烈的和不懈的抗争。陆军总司令、上将冯·弗里奇男爵认为，在德国乃全将来的大陆，陆军仍将是国防军中起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因此，他对新出现的空军作战理论置之不理，要求陆军在战争中对三军指挥施加权威性影响。他在30年代中期与统帅部交换的备忘录里就写道：”陆军总司令是‘战争中的头目’“。”因此，他必须是国家元首在全部战争指导问题上——也包括空、海军作战问题上的首席顾问，以及陆战问题的唯一顾问“。所以，当新组建的、作为其上级的国防军司令部，利用一批陆军将官和总参谋部军官，而这些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本来是应当为陆军作事的，占据了他的全部重要位置时，他越发为上述观点的无法兑现而焦躁不安。而海军和空军并不为此而忧虑，因为两军总司令及其参谋部可以另辟蹊径来维护他们的独立性。譬如，海军总司领雷德尔大将依靠的是这样一种现实：德国由于处在大陆这一自然条件下，因此在实施统一指挥时很少涉及到海军；而帝国航空部长、空军总司令戈林，依靠的则是他在国内和党内的优越地位，以及他与希特勒的亲密的个人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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