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能看到的美军武器装备发展的走向、国防政策的变化、作战理论的演进、条令条例的更新、高级将领的言论，全都在沿着一个方向疾行。即认定军事手段是解决未来冲突的最后手段，一切国家间争端终究都会归结于两支大军在战场上的兵戎相见。在这一前提下，美军对自己提出了几乎同时打赢两场战区战争的要求，并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3]。问题是在五角大楼中，还有什么人能像前参联会主席鲍威尔将军那样清醒地认识到：美国正在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重打“不会再来的冷战式战争上”，而十分可能把自己的力气用错了方向[4]？因为20世纪末的国际走势正清晰地显示出，作为现实存在，凡战争皆动刀兵的时代尚未翻成历史，作为一种观念它却已开始明显落伍。随着各种遏制军备竞赛、武器扩散国际公约的增多，联合国及区域性国际组织对局部战争和地区冲突的干预力度加大，对国家安全的军事性威胁已相对降低；相反，大量高新技术的涌现，却使运用非军事手段威胁它国安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国际社会在这类损毁度不亚于一场战争的非军事威胁面前束手无策，起码缺少必要而有效的限制。这在客观上加速了非军事战争形态的生成，同时也就使旧的国家安全观念和体系，濒临崩溃的边缘。除了愈演愈烈的恐怖战，大有后来居上之势的黑客战、金融战、电脑病毒战，再加上那些目前还难以命名的种种“新概念战争”，已足以让“御敌于国门之外”式的安全观一夜间成为过去时。

　　[3]1997年美国《国家军事战略》中再一次强调，美军的任务和军事能力的水准是同时打赢两场大规模战区战争。这实际上仍是在延续“冷战”时代的军事战略和建军方针。詹姆斯·R·布莱克尔在他的名为“建设军事革命型的美军——与《四年防务审查报告》不同的军队改革方案”一文中指出，这一方针是“为10年前就结束的时代选择了20年前设计的军事方案”。（美《战略评论》杂志1997年夏季号）

　　[4]参阅美国陆军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研究报告《战略与军事革命：从理论到政策》，第八部分。

　　对军事威胁与非军事威胁的此消彼长，美国军界不是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在前面提到的美国国防部几个财年的《国防报告》时已指出过），但他们却把解决后者的课题推给了政治家和中央情报局，自己则从已有的全维作战、非战争军事行动等新观点上退了回去，越来越紧地收缩成一株挂满各种尖端武器果实的守望之树，单等着哪一只呆头呆脑的傻兔子来撞。而当萨达姆在这棵树下撞晕之后，有谁还会成为第二只这样的兔子？

　　因前苏联的瓦解而失去对手的美国大兵，在一种“拔剑四顾心茫然”的心绪下，正在极力寻找不让自己“失业”的理由。因为从将军到士兵，从进攻之矛到防御之盾，从大战略到小战法，美军的一切都是为在一场大战中取胜而准备的。一旦不再有两军对垒，不要说美国军界，就连美国国会，也会产生丧失目标的空落感。结果是，没有敌人也要制造出一个敌人来。所以，哪怕在科索沃这样的弹丸之地，他们也不肯放过一试霜刃的机会。在要么动武，要么就什么都不动的牛角尖里越钻越深的美国军界，似乎在把自己的触须从战争领域探向非战争军事行动的领域之后，就不肯再把它延伸到远为广阔并正在成型的非军事战争领域了。这既可能是由于对新事物缺乏敏感，也可能是职业习惯使然，更可能是思维局限所致。不论何种原因，美国军人一直都把自己的视野锁定在战云笼罩的范围之内，却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美国在这种非军事战争威胁面前首当其冲，并且屡屡成为受害者，但让人奇怪的是如此大国，居然没有对付新威胁的统一战略和指挥机构，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居然有49个部局都负有反恐怖活动的责任，而彼此间却很少协调和配合。其它国家在这方面，也比美国好不了多少。各国对安全需要的拨款，基本投向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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