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明确的是，武器新概念正在打造与平民生活紧密相连的武器。假如我们说出的第一句话是：新概念武器的出现，肯定会将未来战争提升到普通人甚至是军人都难以想象的水平；我们要说的第二句话就该是：武器新概念则将使普通人和军人一起对自己身边习以为常的事物也会成为进行战争的武器而大感骇异。相信人们会在某一个早上醒来时吃惊地发现，许多温良和平的事物都开始具有了攻击性和杀伤性。

　　武器的“慈化”倾向

　　原子弹出现以前，战争一直处在杀伤力的“短缺时代”。改进武器的努力主要是为了增加杀伤力，由冷兵器和单发火器构成的“轻杀武器”，再到由各种自动火器构成的“重杀武器”，武器的发展史几乎就是不断增加武器杀伤力的过程。漫长的短缺，造成了军人们对拥有更大杀伤力武器的难以满足的渴求。随着美国新墨西哥州荒原上腾起的一朵红云，军人们终于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它不仅能将敌人全部杀死，而且还够再杀死他们一百次一千次。它使人类拥有了超过需要的杀伤力，战争的杀伤力第一次有了富余。

　　哲学原理告诉我们，一切事物达到极致都会转向它的反面。发明像核武器这样的、能够毁灭全人类的“超杀武器”[17]，使人类掉进了自己设置的生存陷阱。核武器成了悬在人类头顶的达摩克利斯剑，它迫使人们思索：我们真的需要“超杀武器”吗？把敌人杀死一百次和杀死一次有什么不同？打败敌人却要冒毁灭地球的风险又有什么意义？怎样避免同归于尽的战争？“确保互相摧毁”的“恐怖的平衡”是这些思索的直接产物，而它的副产品则是为不断增速的提高武器杀伤性能的疯狂快车提供了刹车装置，使武器的发展不再是沿着轻杀武器——重杀武器——超杀武器的高速通道向前猛冲，人们试图寻求武器发展的新路径，既要有效，又能对武器的杀伤力实行控制。

　　[17]用“超杀武器”的概念取代“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概念，意在强调这类武器的杀伤力超过了战争的需要，是人类极端思维的产物。

　　任何重大的技术发明，都会有深刻的人文背景。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及其后与此有关的50多个公约，为世界规定了一套人权国际准则，其中认定使用大规模杀伤武器特别是核武器严重侵犯了“生命权”，是“对人类的犯罪”。在人权等新政治概念的影响下，再加上国际经济一体化趋势，各种社会政治力量的利益要求和政治主张犬牙交错，对生态环境特别是人的生命价值的“终极关怀”概念的提出，导致对杀伤和破坏的顾忌，形成了新的战争价值观和新的战争伦理。武器的“慈化”[18]正是对人类文化背景的这种大变迁在武器生产和发展方面的反应。同时，技术的进步也具备了直接打击敌方中枢而不殃及其他的手段，为夺取胜利提供了许多新的选择，这一切使人们相信最好的取胜办法是控制而不是杀伤。战争观念、武器观念都发生了变化，那种通过无节制杀戮迫使敌人无条件投降的想法，已成为旧时代的陈迹。战争已经告别了凡尔登战役式的绞肉机时代。

　　[18]“慈化”武器的“慈”，主要指它减少了杀戮和附带杀伤。

　　精杀（精确）武器和非杀（非致命）武器的出现，是武器发展的转折点，它标志武器第一次不是向“强化”方向发展，而是呈现出“慈化”倾向。精杀武器可以精确地打击目标，减少附带杀伤，像能切除肿瘤却几乎不必流血的伽马刀，它导致了“外科手术式”打击等新战法的出现，使不起眼的战斗行动亦能收到十分显著的战略效果。如俄国人仅用一枚导弹追踪移动电话信号，就使令人头痛的杜达耶夫永远闭上了强硬的嘴巴，顺带着也就缓解了小小车臣惹出的巨大麻烦。非杀武器能够有效地使人员和装备失去战斗力，但不会致人死命[19]。这些武器所体现的趋向标志着人类正在克服自己的极端思维，开始学习控制已经拥有却日显多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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