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夏尔·斯托里和克里斯的对话，比看安德森的《战地手记》还有味道。但是，斯托里的文章到此戛然而止了，接着又转为枯燥的战略问题，为了探求越战变化之源，我还是耐心地看下去：

　　（七十）并不有效的战略调整

　　——斯托里《越南战争求索》摘录之四

　　1968年7月，新任驻越美军司令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到达西贡的时候，我访问了他。

　　艾布拉姆斯告诉我，他在1966年就参与陆军参谋部的有关越战的战略研究，那项研究叫作“南越绥靖和长期发展纲领”，它的主旨是把绥靖放在战争努力的首位，当时，陆军首脑们拒绝接受这一近乎消极的方针，而宁愿推行威斯特莫兰的“搜剿和消耗”战略。那样来得干脆。

　　艾布拉姆斯始终坚持他的绥靖观点。现在看来，他的观点成了使战争越南化的途径，期望他能使苦不堪言的在越美军从泥潭中拔出腿来。他在西贡强调越战成功的标准是美军和西贡控制区的“人口安全”，而不是杀伤敌军多少。他把美军和南越共和军的主要兵力用于农村绥靖，实施“凤凰计划”，主要是清除越共在农村的基础。这就出现了一个挺别扭的战略新词——把目前南越政府援助美国的战争，改变为美国援助南越政府的战争。这就是说，美国要像中、苏援助北越一样。

　　写到这里，我发现威斯特莫兰的搜剿战与消耗战的战略有三个重大的误区：第一，搜剿战实际上成了以美国之短就越共之长的丛林游击战争；第二，消耗战，他忽略了中、苏援助的客观因素，因此，北越的物质资源是消耗不掉的；第三就是逐步增兵，第二次大战中，日本对中国也是逐渐投入，所以那壶水老是烧不开，使以前的投入也付之东流，越陷越深。即使美国政府最后满足他增兵206000人的要求，到头来还是不够。对于毛泽东的几亿人民几亿兵的人民战争来说，美国有多少兵可派呢？

　　这一时期约翰逊总统因心理矛盾极为痛苦，白宫的工作人员注意到他时常语无伦次，显示出偏执狂和妄想狂的病态迹象。

　　为了加强谈判的实力地位，美国在缩小了轰炸范围之后，对北纬19度以南的目标轰炸却更为狂烈起来。约翰逊原以为局部停炸可以缓和国内反战的情绪，没想到在马丁·路德·金这位著名的牧师遇刺之后，黑人暴力骚乱同反战浪潮一起席卷了全国各大城市，示威者同警察进行了激烈的流血冲突。新闻媒介以“东南亚的战争正在引起美国一种内战”为题播送到每一个家庭。麦克罗，这个在越战中腿部受伤的瘸子上尉抱怨说：“我们这些为祖国荣誉而战的伤残者，回国后，并没有受到尊敬。可见这场战争并不得人心。结束这场战争就是结束美国的痛苦和耻辱！”

　　这个德克萨斯州的农场主的儿子，还谈到了越战中部队的吸毒和沮丧情绪，这将给战后的美国带来隐患。这方面，美国国会有一个调查：士兵们在极端空虚和苦恼中，吸毒成了对政府不满的主要表现。吸食大麻烟的人逐年倍增，在现役军人中，由29％增加到58％，使用海洛因的人由2％上升到22％。麦克罗上尉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吸毒成瘾者使国内暴力事件猛增。参加越战的人回国后，有25％的人因犯罪而被拘留，其中大多数与毒品有关！

　　麦克罗——这位瘸腿上尉最后说了几句颇有分量的话：“不管美国在巴黎会谈的谈判桌上得到什么，那将是一张一钱不值的一纸空文，南越政权是个病入膏盲的人，美国给它输了那么多血，到头还是一场空。……”

　　1969年1月20日，理查德·尼克松总统在宣誓就职时，演说词是很动人的，他说：“历史所能赠予的最大荣誉是和平缔造者的称号，这一荣誉现在召唤着美国——这是一个帮助全世界最终走出骚乱的低谷、走上自文明的曙光出现以来人类梦寐以求的和平高地的机会。……”他保证在越南实现和平。他采纳了“贤哲”们的建议，改善阮文绍政府军的装备，扩充其兵员，以便转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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