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去，完全是用民间交往的方式，苏军医带你去，再加上我的礼物，就是很好的介绍，你知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心理都是很复杂的，关系好时大谈友谊，可是内心深处谁也不会忘记历史，你若是真把这种微妙的关系写透，那真是一大功绩。……”

　　我发现孙洪林的思绪又飞得很远，我喜欢采写这样的人，他不是问一句答一句的那种被动者，而是完全投入你要采写的事件，而且强烈地希望表现自己的见解，你可以从中看到他的真知灼见闪耀的火花。

　　“你指的是哪一方面的民族心理？”

　　“越是弱小的国家，它的民族自尊心就特别强烈；越是受过别国奴役的国家，对于国家的主权就特别敏感。……”

　　“这并不是一种不良感情。”

　　“当然，你作为一个作家，来越南前，一定会对越南的历史作过研究……”

　　“是的，我看过《史记》中的《南越列传》，还有《后汉书》里的《马援传》，还有《越南社会发展史研究》，……”我忽然看到他的书架上也有此书，是1963年三联书店出版的，“其中的许多观点未必公允……”

　　“历史上没有公允的观点，”孙洪林豁达地说，“众说纷纭是好事，你们文学艺术不是讲求百花齐放吗？不同才有比较，严格地说，不管哲学、文学、史学，求同则死，求异则活，先秦诸子百家，哲学思想多么活跃，到了汉代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取消了百家争鸣，哲学也就完了。……真理是不怕争辩的。所以，你想反映我们援越抗法和援越抗美的斗争，应该写出自己的见解来，这一点当然很难。……”

　　。如果支队长有独特的见解，我写进未来的作品中不也是一样吗？不管你的我的反正是独特的见解。”我发现他有一种倾吐的欲望，便含蓄地笑笑，“我可以让你的名言垂诸青史，注明是你说的，绝不掠美。……”

　　“那好。”孙洪林从他的枕边拿过一个灰色的笔记本，显然，他是作过准备的，或是在他写军事顾问团回忆时的一段回述，“我先从军事顾问团赴越谈起吧：

　　“……那是1950年的4月19号，我坐在军政大学校园里的长椅上正在看谢红梅给我的来信，要我给刚出生的儿子起名，并说她产后身体不好，我想写个请假报告回上海去。梅嘉生总队长笑嘻嘻地向我走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妻子来信生了个儿子，我正想写请假报告，并把谢红梅的信交给了他。

　　“噢，小谢病了！’他抱歉地向我说，‘看来，你得向小谢请个假了。’‘为什么？’我知道他不是玩笑话，他说，‘我和你有一个光荣任务，看来，我们又有仗可打了！’我有些愕然，‘去哪里？’解放战争的征尘刚刚洗净，谁也想不到再跨征鞍。……

　　“梅嘉生总队长顺势拉我坐下来，缓缓地说，‘中央决定组成军事顾问团入越，由原来三野十兵团的韦国清政委担任团长，由我们华东军政大学第三总队抽调干部组成顾问团团部，我当韦国清政委的助手。我们必须立即选调有实战经验和政治水平的军事、政治、后勤干部配属到越南人民军里，协助他们工作！’

　　“我心里格登一震，我要回上海看新生儿子和生病妻子的欲望立即化成泡影，一阵茫然若失的情绪潮涌般地袭上心头，‘去多少人？’这并不是我应问的问题，只是表明我乱了方寸，好像可以打折扣不去似的。梅总队长告诉我，准备调营职33名，团职17名，我当然就在这17名之内；师职6名。军职2名，兵团职1名，连同其他工作人员共达281名。‘要去多长时间？’我一出口又后悔了，这又是我不该问的问题，按说，我这个半生征战的军人，应该怀恋沙场，可是，和平生活却更诱人，我一心想在安定的环境里进校深造，成为平时梦寐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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