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翻来覆去地想,……总想找个人说一说,可是,我怕人家笑话我,说我不是男子汉,更怕他们认为我犯了错误。按说,这件事是应该向组织汇报的,你知道,支队有个规定,凡是跟越南人接近,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都要汇报的呀,……我拖得越久就越难出口,可是,不报告又成了一块心病。首长,你说我是报告好还是不报告好?……”
这是个看似简单却很复杂的问题,他使我想到了哈姆莱特性格。按说,完全没有必要汇报,如果我把心里话直说出来,那就是教导他如何掩饰自己而违犯纪律,而他也像做了亏心事似地惴惴不安。……可是,他把我当做知心朋友,我不能不真诚相告,在我写《海岛女民兵》时,我有个体验,那些女民兵有内心苦恼时,她不能向公婆说、不能向丈夫说、不能向父母说,甚至不能向女友说,但她可以向作家说,就像一个病人,她不能向医生讳疾,……如果她得了某种病,父母可能辱骂她,丈夫可能抛弃她,朋友可能鄙视她,唯有医生真诚地向她剖析病因,即使苦涩难咽,但那也是治病的良药;就像虔诚的教徒,他的内心隐秘只能向牧师忏悔,而牧师代表上帝给他以抚慰,使他的灵魂得以安宁,我不能不真诚地和他说:
‘小宋,你是一点错处也没有的,我想,这几个姑娘早就看中你了,这说明你很讨姑娘们喜欢,只要没有产生不良影响,又没有人知道,不说比说好,何必自找麻烦?再说,那些姑娘又不是伤害你,只是看你长得英俊喜欢你,……你可以保留这段美好的回忆,直到忘了为止。……”
“首长,照你这样说,我就放心了,”小宋像一个误入迷途十分沮丧的人被引领到光明大道上一样,两眼兴高采烈同时满含诚敬之情,“首长,我还有一个问题,咱们C支队有不少同志牺牲在工地上,有的是被敌机炸死的,有的是施工出了事故,有一次路线上大塌方,压死了七个人。他们全都埋在越南的土地上,将来,能把他们运回去吗?听说其中一个姓刘的副连长,家里还有父母老婆和一个四岁的孩子呢。……他们怎么办?”
“我相信组织上是会妥善处理的,至于埋在别国的土地上,我倒认为这是他们的光荣,不用树碑立传也知道他们是国际主义战士,让越南人一看,就不会忘记中国同志为他们的革命事业贡献出生命,这就是说,他生前为国际主义而奋斗,死后也为祖国增光……”
“他们的亲人能来扫墓吗?”
我不能回答,我不知小宋提这个问题的内心用意何在。
“我不记得是谁的诗了,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如果把烈士遗体搬回去,谁还知道他们是国际主义战士呢?咱们在1950年为了援越抗法派出的军事顾问团,病故的军事顾问王学文就安葬在这里,越南同志每年为他扫墓献花,回顾当时的深情厚谊,还有,白求恩,他不是也埋在中国的烈士陵园里受到全世界人民的敬仰吗?……”
“噢,……”小宋似乎还要问什么,但他抬头望了一下桌上的时钟,抱歉地说,“我耽误首长的时间太多了。……”站起来告辞,我也诚挚地宽慰他,表示以后找时间再谈。
小宋走后,我立即翻开了安德森的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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