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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4年7月13夜，集团军第一梯队各师进入了突破地

　　段上的出发阵地。在我集团军各师前面占领阵地的，是原在本地段进行防御的第47集团军所属的步兵第60师。我军的炮兵十分谨慎地对已发现的敌发射点进行试射。看样子我们在不知不觉之中就要与敌人触发战斗了。最后的细致的准备工作正在进行之中，战斗已迫在眉睫……

　　我们尽量做到不打草惊蛇，以防敌人不战而逃。

　　我接到通知，当我坦克第2集团军进入突破口后，波兰第1集团军将紧随我军挺进。波军的首长很快就要抵达近卫第8集团军的指挥所，以便观看如何组织对敌人的防御进行突破。

　　我们认为，波兰集团军在我方面军的编成内开赴战场参加交战，是一个具有重大的军事政治意义的事件。

　　根据侨居苏联的一些波兰共产党员的倡议，1943年春，成立了波兰爱国者同盟。1943年4月，该同盟向苏联政府提出请求，要求允许在苏联领土上组建一个波兰兵团，该兵团可以参加对希特勒军队的作战。申请获得批准。起初，波兰的爱国者们组建了一个师，取名叫“科斯秋什科”，随后扩编为一个集团军。集团军得到了精良的装备和现代化的武器，并进行了训练。现在也该是这支部队参加战斗的时刻了。

　　集团军司令员季格孟特·伯林格中将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扎瓦茨基，在参谋人员的陪同下，于7月17日夜、即进攻开始前几小时，到达我的指挥所。

　　夜异常沉寂。沼泽地上迷漫着一层不很高但却是浓厚的雾气，它吞没了一切声响。间或从远处什么地方，从淹没在黑暗中的森林地带那里，不时地闪出火光，接着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这是我轰炸机群在对敌人的深远后方进行轰炸。

　　波兰同志向我们提出了一连串问题。看得出来，他们急欲投入战斗。他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前面不远的地方就是波兰的边界了。再去不远就是卢布林市和卢布林高地。形象地说，站在这个高地上，就可以俯视自由波兰的未来。卢布林的后面就是波兰的村镇、城市。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的波兰人民，正盼望着解放者的早日到来。

　　七月，天亮得很早。但在森林中，黎明却姗姗来迟，甚至似乎有些勉强。起初，先从黑暗中露出苍劲的松树的顶端，随后，是云杉那齿状的树梢。黑暗从密林中退去，落满露珠的林中草地闪着微光，淡兰色的雾霭也渐渐地变得稀薄了……

　　指挥所位于202高地。各军、师的前进观察所的电话线都通向那里。有线电通信网就如神经一样，沿着预定实施突击的中线和各个方向铺设开来。所有无线电台仍保持静默，开机时间还不到。

　　我与炮兵司令员波扎尔斯傍晚时就对过表。我盯着分针，又盯着秒针，5点30分……

　　刹时间，各种口径火炮同时开始射击，有些地方在长1公里的突破地带上就集中了200多门火炮。我们感到大地都在脚下颤抖了。

　　起初，听到的是爆炸的轰隆声，随着大口径火炮开始射击，这种轰隆声越来越大。

　　前面敌人的阵地上一片混乱：尘土、火光、硝烟、冲天的泥土和沼泽的泥浆遮天蔽日。黎明时分的晨光已变得黯然失色。火炮发射着复仇的炮弹，飓风般地在怒吼……

　　后来得知，集团军炮兵在30分钟的急袭射击中，共发射了77，300发炮弹。

　　“太痛快了！”波扎尔斯基感慨地高声说：“真应该向我们的工人们致敬，深深地致敬！……这才称得上名符其实的炮击呢！”

　　各侦察支队紧随徐进弹幕射击之后，发起了冲击。6时过后，我接到电话报告：我军各先遣支队尾随直接支援步兵的坦克和扫雷坦克，已突入了敌人的第一道堑壕，并控制了敌人的防御前沿和一些制高点。我下达了集团军主力转入进攻的命令。

　　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H·罗科索夫斯基和苏联元帅I·H·朱可夫来到我的前进观察所。与他们一同到达的还有炮兵司令员B·A·卡扎科夫。

　　炮兵上将B·A·卡扎科夫生气地责问波扎尔斯基：“你们的炮打得惊天动地，这是干什么？你们就是这样进行战斗侦察吗！？”

　　尼古拉·米特罗法诺维奇·波扎尔斯基看到我们的计划已经实现，便平静地回答：“请您去问一下集团军司令员吧！

　　他会向您解释这次射击的目的的……”

　　罗科索夫斯基打断了即将发生的争论，说：“既然我们已将这次战役委托他们进行，那么，就让我们来问一下结果怎么样，至于他们怎样打炮，就别问了！”

　　现在谈论结果还为时尚早，我们接到报告说，在敌防御内残存的各支撑点上仍进行着激烈的格斗。但主要的目的业已达到。敌人已被箝制在原地，夜间也未能撤离阵地。这就意味着，过几分钟，就会传来突破敌人第一防御地带的战报。

　　7时过后，我向方面军司令员和大本营代表报告，敌主要防御地带的第一阵地已全部被我突破，集团军主力不需要实施基本的炮火准备和徐进弹幕射击，就已投入战斗。以这种方法突破敌人的防御，可为国家节省数十万发炮弹、数百吨航空炸弹和燃料。

　　第1梯队各师的主力部队投入战斗。德军妄图以炮火阻止其前进。我炮兵立即向敌军各炮兵连射击。随后，我航空兵也进行了猛烈轰炸突击。数分钟之内，德军炮兵就被压制住了。炮兵未能办到的事，航空兵办到了。

　　我军最初投入的部队，一举就深入了数公里。到17时，集团军各部队已进抵普雷斯卡河。这里已是德军的第二防御地带。德军指挥部再次企图在此阻止我军前进。但是，近卫军人并没有止步。B·M·舒加耶夫上校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7师在行进间强渡了沼泽地上的小河，并且在对岸与敌人展开战斗。紧随该师之后，B·H·潘科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88师，也在各渡口投入了战斗。在赫沃罗斯托夫地域，该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强渡了小河。B·C·格列博夫将军指挥的近卫步兵第27师也抵达河边。

　　日终前，我军已楔入敌第二防御地带。

　　此刻，坦克第11军在奥库宁和诺沃谢尔卡地域占领了出发地位，并向普雷斯卡河右岸派出了侦察。

　　空军第6集团军的航空兵兵团继续对敌防御纵深内的战斗队形和指挥地点实施突击，共出动飞机855架次。

　　波兰的同志们看到这一切异常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德军应得的报应。他们要求到突破口附近的战斗队形那里去看看，我们好容易才劝止他们。

　　战斗一直进行到夜间。侦察兵和炮兵查清了敌人的火器配置。工程兵部队坦克和火炮架设了桥梁和构筑了渡口，步兵第88师趁昏暗的夜色全部渡到普雷斯卡河右岸。

　　7月19日晨，集团军炮兵又开始射击。部队再次投入冲击。截至11时30分止，部队已前出到戈罗德诺、马舍夫一线。

　　坦克部队下午出动了。坦克第11军此次渡过普雷斯卡河后，从斯基贝、马舍夫一线进入了业已打开的突破口。该军将退却之敌拦腰切断，从北面迂回至柳博姆耳市之后，直向敌后挺进。

　　根据战斗进程，我们可以作出判断，敌人在主要地区内的抵抗业已被粉碎。我军突击的突然性和在兵力上形成的优势已在整个突破正面产生了作用。第47和第69集团军在其进攻的各个地段上也获大捷。

　　我穿过树林，从一个观察所来到另一个观察所。在林中的道路上，我碰到了当时经常遇到的情景，也就是我军的几个自动枪手押送着一群群德军战俘。我不禁地在长长的队伍旁边停了下来。正巧身旁有一个德军翻译，他操着半通不通并带有很重口音的俄语，但还能很容易地听懂别人的话。

　　俘虏们挺直了身躯，并尽量将衣帽整理整齐。我当时想，我们的战士一旦被俘，决不会像他们这样毕恭毕敬地站在德国将军面前。我对翻译说：

　　“问问你们的人，有谁能解释眼前正在发生什么事？”

　　问话被准确地翻译了过去。那些军衔较高的人嚷着回答：

　　“希特勒完蛋了！完蛋了！”

　　士兵和下级军官默不作声，他们更理解问题的实质。

　　“正在发生什么事？”我又重复问道。

　　他们相互嘀咕了一阵，翻译把他们的话译过来：

　　“我们在撤退，将军先生！我们的军官们不知道会有如此庞大的兵力向我们进攻……”

　　与战俘们的这次谈话，告诉了我哪些东西呢？

　　首先，谈话证实，我军突击的强大威力对于德军统帅部来说是出乎意料的。其次，我确信，敌人从心理上业已垮台。

　　这就为我们能以不断增长的速度发展进攻创造了主要的前提。我一向认为，不管在什么样的交战中，部队的士气是重要的因素。我们的军人斗志昂扬地投入战斗，敌人则毫无胜利希望地去作战。

　　据空中侦察情报，被击溃的敌军已退过西布格河，并企图依仗新的防线进行顽抗。

　　我们当前任务是，追击敌人，在行进中强渡该河，并将敌人从河右岸的阵地上击退。

　　各步兵军所属第二梯队在库斯尼谢、柳博姆耳、维什涅夫一线投入了战斗。他们受领的任务是，尽快在宽大正面上前出至西布格河，并从行进间强渡该河。我各步兵军在进攻中采取双梯次配置战斗队形。

　　我们满意地注视着友邻部队的行动。他们的进攻也很顺利，并已与我部齐头并进。

　　战斗到夜里也未停止。7月20日拂晓前，坦克第65旅和近卫步兵第57师的部队，在古希地域以猛烈的冲击前出至西布格河。他们利用徒涉场强渡过该河。开进到附近的近卫步兵第47师，于早晨10时前也渡河至右岸。近卫步兵第28军所属的12个师于同一时候也赶到布格河地区。他们在格尼休夫、斯韦尔热地域强渡过河后，又将已占领的登陆场逐步地加以扩大。

　　这样，到7月20日午，我集团军以2个军的兵力，在宽达15公里的正面上，强渡过了西布格河。部队在继续向西发展进攻的同时，还在河上架设了门桥渡口。

　　我集团的主要突击力量和机动力量——坦克第2集团

　　军，尽管按计划应于战役开始的第二天进入交战，但直至目前为止尚未进入交战。它没来得及在各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之后展开，并前出至布格河。我们暂时只好先将坦克第11军的兵力投入交战，以应付当时的情况。

　　7月20日晨，我与参谋长B·A·别利亚夫斯基来到B

　　·A·格拉祖诺夫中将指挥的近卫步兵第4军的驻地。与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坦克第2集团军司令员、坦克兵上将C·A·波格丹诺夫。从进攻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一直在一起。大家都知道他性情急躁，但他那坚韧不拔的精神也是众所周知的。坦克集团军留下未加入战斗，就好像在铁砧上方高高举起但还未落下的铁锤。应该扫清一切障碍，以便使如此强大的兵团直接去突击已暴露的敌人的战斗队形。

　　我军炮兵从布格河左岸向敌人的发射点和炮兵阵地射击。波扎尔斯基及时地把大口径火炮调集到这里。格拉祖诺夫部队的近卫军人和坦克兵们，在炮兵的掩护和空中的支援下，架设了浮桥，并扩大了右岸的登陆场。

　　令人欣喜而值得庆祝的时刻到来了，虽然它是在普普通通的战斗环境中到来的，我军在追歼敌人时越过了国境线。正是这条国境线，三年前，敌人背信弃义地将其侵犯。可以看出，即使是战役间歇，我们也不会在此停留，而必须继续向西追歼敌人。这时，不用望远镜，用肉眼就可以看到波兰的领土了。也就在此时，我充分理解我们的波兰同志们的激动心情！

　　看着他们，我自己也心潮起伏。这里有许多原因。此时此地，我脑海中又浮现出国内战争时的一副副画面。那是发生在1920年初的事。当时，我指挥的第43团，从东方面军调往西方面军与进攻苏维埃俄国的毕苏斯基军队作战。

　　按照协约国的作战企图，50万人的波兰军队应当保证首先在西南方向上歼灭红军的部队。夺取第聂伯河西岸的乌克兰地区，随后，向莫斯科发起新的进军。

　　2月末，步兵第43团在乌拉镇以西占领防御。该防御有着独特的特点。不论我军的基本阵地还是敌军的基本阵地，均通过湖间的狭长地带。双方阵地之间留着一个宽10—15公里的敌我均未占领的地幅。有些小规模游击队在这个地带活动。有时敌人的侦察兵越过中间地带。但是，游击队的巡逻组远在敌人到达我军的步哨和阵地之前，就事先通报了我们。这样，我们就有时间做好痛击敌人的准备。

　　这种小型的“阵地战”，一直延续到1920年5月。

　　1920年5月初，波兰军队在乌克兰转入进攻，并于7日占领了基辅。局势要求刻不容缓地采取行动，西方面军指挥部决定实施反突击。

　　第43团受领了在戈罗杰茨地域（现称扎斯洛诺沃）集结，并夺取列佩尔的任务。

　　据侦察情报得悉，敌防御阵地穿过博罗夫诺、格雷博奇察、波列维日三个湖泊（位于列佩尔市区南3至5公里处）。敌人的阵地由数条很深的堑壕组成，周围有几排铁丝网。列佩尔市由诺沃格鲁的步兵团防守，并得到炮兵分队的加强。

　　在研究这些情报时，我特别担心的就是铁丝网，因为我团还是首次遇到它，由于我军火炮不多，炮弹数量也有限，所以不能指望用炮火摧毁铁丝网打开通路。就是炮兵最终能够打开通路，也将丧失宝贵的时间，使敌人有可能做好抗击我军冲击的准备。

　　我决定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清晨进行5至10分钟的炮火准备，之后，即突然向敌人发起冲击。我对诺维茨基型手榴弹寄予很大希望。这种5俄磅重的手榴弹，用一条一米来长的结实的细绳系着，绳的另一端栓着一个铅锤。这样做对我很有用。这种手榴弹落到铁丝网上时，绳索即缠绕在铁丝网的刺上，使它不在地面爆炸，而在稠密的铁丝网外爆炸。这种武器威力很大。团里曾领来一百多枚诺维茨基式手榴弹，但是，包括指挥员在内，没有一个人会使用它。因此，我只好亲自充任教官，我集合了大约100名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把他们带到一条叫做乌拉的小河岸边。大家在河岸上排好队，我向水中投了一枚手榴弹。轰然一声，震耳欲聋。总之，爆炸的威力是非常巨大的。但随后发生了出乎我意料之外的事：水面浮起了一层被震昏了的鱼。我的战士们连衣服也未脱就跃入漩涡中去捞鱼。不是开玩笑，我真的给吓坏了，我耽心说不定有谁会在欣喜若狂之中被淹死。幸亏没有一个人溺死，而团的伙房却得到了不少鲜鱼。在当时粮食异常紧张的饥馑年代，每一块肉和每一条鱼都像金子一样非常宝贵。

　　当天，我准备进行侦察。计划很简单：悄悄地潜入博罗夫诺村或村南的高地，从那里对敌人的工事、分队的驻地和各支点接头进行详细的观察研究。在敌人巡逻途经的路上设伏，力争抓获一些俘虏。

　　不久，一支由15名骑兵侦察员和一辆载着机枪的敞篷轻便马车组成的队伍出发了。这个侦察小分队顺利地来到博罗夫诺村。我爬上一间高草棚顶，用望远镜察看地形。突然，我发现了敌人的两支人数不多的队伍。其中的一队12人左右径直向我们开来；另一队人数稍少在南面行进，穿过扎列西耶村向诺维内方向走去。

　　机会难得，刻不容缓。我们冲出村子奔向树林。我让5名骑兵带机枪留在林边，等第二组敌人进入诺维内村后，我们便从后方向其发起攻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战斗很快结束了。我们俘虏了两名敌兵。

　　俘虏向我们详细地供出了守敌在列佩尔的兵力和工事情况，并在地图上指出了堑壕、机枪巢、观察所的位置。总之，向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我松了一口气，因为开头还算顺利。

　　发起进攻的日子定在5月14日。全团在夜间就已展开，进行了冲击前的准备，我与左邻部队——我旅步兵第44团沟通了联络。乌拉河将我团与右邻第6师隔开。

　　在第43、第44团地段上，本应集中我师的几乎全部炮兵，以便以炮火支援我们。但是，我们在阵地上只看到一个由马特维耶夫指挥的炮兵连（早在东线时我们就经常与该连协同作战），其余的炮兵仍未到达其发射阵地。还有其它原因使我焦急不安。黎明来临了，天越来越亮，但与旅和师的指挥所仍未联系上。在我这个20岁的团长面前，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是等待炮兵到来并与上级联系上，因而坐失突袭的良机呢，还是不等炮火支援就立即将全团投入进攻呢？不管那个决定都要冒很大的风险。可是，已展开战斗队形的部队，正等待着下达命令。而在某些地方敌人已发现我军的战斗队形，并已开始对射。

　　团政委伊万·卡塔列夫和副官涅斯戈沃罗夫这时就站在我的身边。他们用期待的目光望着我。情况越来越紧急。太阳马上就要升起，我们就会一清二楚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样就会导致整个战役的失败。

　　我终于定下了决心，并通过副官向炮兵连连长马特维耶夫传达了立即向敌人的第二道防线开火的命令。该防线几乎紧贴城市而过。然后又转身对政委说：“走，到散兵线去，去参加冲击！”我满意地看到：卡塔列夫和涅斯戈沃罗夫两人的眼睛里都闪烁着兴奋的火花。他俩人均松了一口气。我心里也轻松多了。我和政委都站了起来喊道：“全团跟我来，向前冲啊！”

　　伏在铁丝网前的红军战士迅速地向敌人冲去。我知道，每一个战士正是等待这样的命令：立即行动。因为拖延时间只能有利于敌人，并要自己付出很大的牺牲。

　　实施冲击的散兵线向着敌人及其工事扑去，它犹如汹涌的狂澜，荡涤着前进道路上的一切。大威力手榴弹的爆炸声连成一片（数也数不清！）还有步枪、机枪的射击声。

　　在战斗中，时间很难计算，因为它转瞬即逝。但是，我认为，我们的红军战士至多只需要5分钟就可逼近铁丝网，并通过它冲向敌人的掩体。转眼之间，我看到从掩体中露出举起的手臂。看来，举手的敌人大约不少于300人。好啦！最危险的阶段总算过去了。冲击没有失去其突然性，敌人的第一阵地被我占领，守敌被俘。主动权操在我们手中。现在千万不能丢掉主动权！我向散兵线发出命令：“向列佩尔急速前进！”红军战士又像潮水般迅猛地向前冲去。俘虏被排成长长的纵队押往后方。

　　站在高地上已经可以看到列佩尔市。眼看从城里开出两队敌军，每队大约一个连的兵力。敌人展开成散兵线，并向第2阵地运动。可是，真见鬼！我们的炮兵在哪里？现在多么需要它的支援！我正想着，突然听到马特维耶夫炮兵连的4门火炮发出齐射，炮弹在头顶呼啸而过。烟柱和尘土冲天而起。打得很准，直接命中敌散兵，敌人当即卧倒在地。紧随第一次齐射之后是第二、第三次齐射……红军战士们抢在敌人前面，终于夺取了第二阵地。随后，又不停步地对卧倒在地的敌散兵线发起冲击。敌人抵挡不住我军迅猛而协同一致的冲击，仓惶地退向城里。敌人的军官们挥舞着手中的武器，竭力阻止逃跑的士兵，但他们的努力是枉然的。我军的战士们追击着敌人，紧紧咬住他们，一举攻入城内。

　　敌人全线溃退。这时，伊万·卡塔列夫政委骑马来到我这儿。顺利的战斗进程使他非常激动，他兴奋地喊道：“冲啊！”我也喊道：“冲啊！”我跃上马鞍，抽出马刀，冲上前去追击溃退的敌军。大街上响起了胜利的呼喊声“乌拉！”

　　我和卡塔列夫只顾向前冲，以致不知不觉地脱离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冲到了埃萨河水闸跟前。与此同时跑到这里来的还有一个多连的波兰兵，他们极力想经由水闸跑到河对岸去。我们一边跑一边喊：“放下武器！”出乎我的意料，竟有100多支步枪扔到地上。我回头一望，我们只有4个人——我、政委卡塔列夫、连长科兹洛夫和政委的通信员。显然，其他人还在后面。突然，从退却的敌人人群中跳出七个军官，并用手枪朝着我们几个骑马的人射击。我枪法不错，第一排子弹就打倒了两名军官。可是我突然看到：政委从马上跌了下来，紧接着连长也掉下马去。他们出了什么事？我不能到跟前去，因为敌人会像打沙鸡一样把我们都打倒。转眼间，我的马也噗通一声中弹栽倒在地上。政委的通信员被惊马驮着在街上狂奔。我紧贴在一所房子的大门上，一个人对付好几个敌军官。我左右两手各持一支左轮手枪，右边挎着军刀。我决心拼了。敌人的军官们显然枪法不佳，我又打倒了他们两个。

　　起初，波兰士兵看着我们的决斗，就像在看马戏表演。后来，突然有几个人弯腰去拾枪。我脑子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这下完了！士兵会用步枪当即把我打死，因为我无处藏身。

　　就在这时，从拐角处飞跃出一队骑兵，为首的是队长古里亚诺夫。4连连长安德烈耶夫率领战士们也出现在相邻的胡同里。政委躺在马路上，睁着眼仍在喘气，全身抽搐着，他快要牺牲了。我蹲在他面前吻了他。他似乎想对我说些什么，但说不出来了……

　　防守列佩尔的敌军波兰团被击溃，并被赶过了埃萨河。我们在行进中夺取了一个名叫斯泰基的大村庄，该村在城西3公里处。敌人仓惶向西溃退。

　　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又牵来一匹新马。当我抬起左腿要踏马镫时，感到马靴中有一片湿漉漉的可疑的东西，随后，膝盖上方又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回到团部，脱下靴子一看，里面都是血。原来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我被扎了一刺刀。

　　原在波列西耶沼泽地以北作战的西方面军的主力，现在从德里萨、波洛茨克地域向莫洛杰奇诺、明斯克方向发起进攻。敌人已经撤退到别列津纳河沿岸预有准备的阵地。

　　步兵第43团接到命令沿当时的主要交通大道列佩尔、佩什诺、别列津诺一线进攻，任务是强渡别列津纳河。

　　全团渡过莫斯科维察河，并沿公路左、右两侧各展开一个营后，随即转入进攻，同时仔细搜索莫斯科维察和别列津纳河之间的茂密森林。我们力图在行进间占领河上游的唯一的一座桥梁，因为随后炮兵和辎重就可从桥上通过。

　　敌人也考虑到该渡口的作用，所以修筑了坚固的桥头堡准备固守。我团的散兵线向敌人进逼到200米左右的时候，就遇到步枪的猛烈射击，敌人还用大口径火炮进行支援。我团两翼侧被压向河边的沼泽地。

　　进攻桥头堡和夺取渡口的战斗未能取得战果。因此，散兵线停止前进，并卧倒在潮湿的森林中。这次进攻没有得到炮兵的支援。

　　后来得悉，炮兵未能占领阵地。因为要在密林中选择和修筑发射阵地、设立观察所并沟通联络，大约需要两昼夜的时间。

　　第三天，全部炮兵终于进入阵地，进行了试射并准备支援进攻。各炮兵观察所位于我的观察所旁，就在沿别列津纳河蜿蜒向南的森林边缘。我们定于次日凌晨发起冲击。

　　可是，到了清晨，我们的运气并不佳：河边沼泽谷地上大雾迷漫。浓雾一直延续到下午。到3点时雾散了，我们的“战争之神”进行了短暂而猛烈的炮火准备。散兵线协同一致地发起了冲击。

　　我走在前面的散兵线里。行进中，我跳过了一条沟渠，那里灌满了开春后融化的雪水。跑了几步，忽然听到我的通信员彼得·亚库舍夫叫了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他已经躺在沟边上。我明白，他受伤了。我跳到他跟前，把他从地上扶了起来。彼得喃喃地说：“团长，我不行了。”我蹲到地上。鲜血从受伤战友的嘴里涌了出来。他再没说出半个字，就牺牲在我的怀中。又一个我亲近的人倒下了。一年半以来，他伴随着我南征北战、冲锋陷阵……

　　这时，我们的散兵线被敌人的火力阻止在铁丝网前，并开始缓慢地往后退。我抱起彼得的遗体，在坎坷不平的沼泽地上踉踉跄跄地走着，一直将他抱到观察所。四周弹片呼啸，但我全然不顾，我悲痛得喘不过气来……彼得被安葬在别列津纳河岸上，在观察所旁边的一片树林中。

　　我喜欢彼得，把他视为兄弟。他的死对我震动很大。别人对我说，我在梦中还呼唤着他的名字，让他到我这儿来。后来，来了新的通信员谢苗，但我很长时间还不习惯，经常把他叫作彼得。

　　这次战斗告诉我们，正面进攻不会有什么结果，必须采取别的方法。因此我们不得不沿岸重新开始侦察，无论如何要找到一个渡口和通向渡口的隐蔽接近地。

　　不久，我们就找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方。情况是这样的：第2营营长瓦西里·利托诺夫扎了一个木筏，他乘着木筏顺流而下，不断用杆子测量着河底。这样做风险是很大的，因为对岸在敌人控制之下。但这并没有难倒利托诺夫。他成功地在距别列津诺镇南5—7公里处发现了一条林间小路，这条小路可直达河边，并一直向对岸延伸。这条路看来像是过往这个地方的牲畜踩出来的。小路穿过密林通向别列津诺和利普斯克之间的丘陵地。虽然这里遍布沼泽，但步兵仍可通过，并且可以随身携带重机枪。

　　我将自己的计划向代理旅长彼得·谢苗诺维奇·克列诺夫做了汇报。我还请他派一个工兵连加强我团，并让预备队第44团做好横渡别列津纳河的准备，以便共同作战。

　　克列诺夫同意了我的计划，不久就将旅属工兵连派到我们驻地。工兵连与利托诺夫营的战士们将小路加宽加固，一直修至河身，并扎好了一些渡河用的木筏。

　　利托诺夫在指定的日子里，带领自己的战士，在雾气的掩护下，一枪未发，悄悄地渡过了别列津纳河。他们于午前抵达河西2—3公里处的一个高地，并在那里设防固守。刚回到我们这里的政委伊万·普罗克希茨也在突击营里。（他是在政委卡塔列夫牺牲后不久调回来的）。

　　我向旅长报告了二营作战取得成功的情况，并请他尽快将第44团派往已经夺得的登陆场。旅长答应我尽快将该团派往，并责成我担负组织第44团渡河和进入登陆场的工作。

　　傍晚，步兵第44团副团长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和现在在他的部队服役的副官纳扎尔金来到我的观察所。尼古拉·尼雷奇过去是沙皇军队的军官，他人品出众，并且是一名出色的指挥员。在多次战斗中，我们都是友邻，我们患难与共、相互信赖。我们认真地分析判断了情况，并商定好共同作战。

　　指挥部同意了我们的计划，旅政委萨达科夫来到我团，以保障进攻的胜利进行。对于这位出类拔萃的人，我尽量简短地、但不能不说上几句。他个子不高，穿着一件俄罗斯式斜领衬衫，手里提着一个军用挂包，总是有说有笑，精神饱满。彼得·萨达科夫深受战士们爱戴。他不仅教育战士们怎样战斗，而且在战斗中总是以身作则。我们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相互只称呼名字。

　　我们与H·H·普罗宁共同制定了主力渡河计划，并决定于次日到各部队去进行细致的勘察。然后，各团按计划在夜间渡过别列津纳河，以便于凌晨占领进攻出发地区。

　　现地勘察进行得很顺利，也很隐蔽。老实说，当我们返回时已精疲力尽，混身上下也都湿透了。

　　随着黑夜的降临，我军各分队开始向河边运动。我命令伊万·阿尼西莫夫指挥的1营留下，去进攻别列津诺镇旁的桥头堡，其余所有部队则渡过别列津纳河。

　　各分队渡河顺利。黎明前，我军各部队已展开散兵线，准备进行决定性的冲击。遗憾的是，由于沼泽地，团骑兵侦察队未能加入一线部队。他们不得不留在右岸。更令人不快的是，因地形不熟，在雾中极容易迷失方向，因而不能马上投入进攻。好在敌人肯定没有料到，突击会来自这个地域。

　　5月19日下午，我们终于开始进攻了。机枪从各个方向一起开火。

　　在利普斯克至别列津诺的公路以西，是瓦尔德马尔·多梅罗夫斯基指挥的一个营在战斗，该营迂回敌后，造成合围敌人的态势。位于该地域的敌炮兵观察所受到严重威胁。敌人的炮兵观察员丢下通信器材逃跑了。这样一来，敌步兵就失去了炮火支援，我炮兵则向敌人瞄准射击。敌人支持不住，开始溃退，急忙将部队从桥头堡工事撤到别列津纳河岸。所有这一切均暴露在我机枪的短兵侧射火力之下。敌伤亡惨重。阿尼西莫夫营及时发现敌人撤退，并开始追击敌人，使敌人未能炸毁别列津纳河上的桥梁。

　　尽管溃逃的敌人遭受伤亡，但是在退却了约5公里之后，得到了增援，重又投入反冲击。一场激战开始了，最后发展为一场白刃格斗。

　　由于营长多梅罗夫斯基巧妙地进行了机动，傍晚时，交战以我方的胜利而告结束。这个营齐心协力，端着刺刀向敌人冲击，终于将敌人击退到普斯托谢利耶村。只是由于黑夜到来和部队的疲劳，才停止了进攻。

　　在别列津诺镇，我们夺取了敌人的弹药和粮食仓库。自然，这很快就引起了师和旅的采购员们的注意。他们紧随战斗队形之后，想方设法为部队搞到粮食。当这些采购员来到仓库时，正好遇到我团司令部的管理股长安德列·西派洛夫在那里。他已将食品装满了司令部的几辆大车。采购员们和西派洛夫激烈地争吵起来。采购员们依仗“人数上的优势”，把西派洛夫抓了起来。我团司令部的以机灵著称的驭手、西伯利亚人祖博夫，看到这个情况，决定去解救管理股长。祖博夫迅速地将马从大车上卸了下来，取下套包，然后跨马冲向仓库，大声喊道：“股长！难道你没听见吗？那边仗打得很激烈，战士们的子弹快用完啦！崔可夫命令你立即向散兵线运送子弹！”祖博夫施展的小诡计果然得逞了，采购员们立即释放了股长。祖博夫当着股长的面一边讲述着自己的招法，一边用缴获的罐头款待我们。我们乐得哈哈大笑。

　　我们尽量从这次交战中汲取更多的经验。我仔细地研究了敌人的作战方法、战术和装备。根据情况判断，敌人的战斗力、其中也包括战斗的顽强性，要比高尔察克军队强，这一点在次日清晨的战斗中得到证明。

　　前面我已提到，傍晚我们未能夺取普斯托谢利耶村，尽管我们已接近村边。夜里，我命令向村前派出整整两个连的兵力，彻夜加强警戒，而将团主力调往村东头约1．5公里处，进行休整，补充弹药。并沿大道左右两侧各展开1个营。还有1个营留作预备队。

　　这一次，敌人也决定采取突袭的方法。他们于清晨就以庞大的兵力转入进攻。在敌人优势兵力的猛攻下，我派出的战斗警戒队，开始沿大道后撤，退向已展开成散兵线的二个营那里。此时，进攻的敌军陶醉于开始时取得的胜利，压缩了自己的战斗队形，却遭到我两个营齐射火力的迎击。激烈的战斗打响了。波兰白军几次发起冲击，进行白刃格斗，但每一次均被我红军战士的机枪火力压制在地面。他们力图突破我战线。我识破了敌军的企图之后，将预备营连同骑兵侦察队一起从森林中调出，对敌翼侧和后方进行迂回，然后转入反冲击。突击是出其不意的。敌人一听到后方响起了枪声，便在混乱中冲向大道向多克希齐村逃窜。我们夺取普斯托谢利耶后，看到大队敌军已通过大桥向格林诺耶村退却。撤退的敌军约为我军的两倍。

　　战斗过后，我们用缴获敌人的储备品，充分地补充了部队。除辎重外，我们还缴获了约20匹纯种匈牙利马。有一匹马备有军官用的马鞍，这匹马我留给了自己用了。战士们立即称它为“毕苏斯基”

　　别列津纳河上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敌军遭受重大伤亡后，一面向西南退却，一面利用每一个有利于防御的地域，力图阻止我军前进。

　　红旗步兵第43团，在和一梯队编成内实施进攻，沿途轻易地击溃敌人的零星部队，经过3昼夜便进抵普列谢尼齐镇。我还清楚地记得这个村镇，当时敌人用远距离火炮对该村镇进行了不间断的射击。我军没有伤亡，但当地居民却遭了大难，房屋着了火，许多人死在废墟中。

　　午夜，我们将一个骑兵侦察队派往南方。侦察队沿大道向洛戈伊斯克方向进发，但没发现敌人。可是，我们派往东面朝泽姆宾方向运动的一个骑兵侦察班，前进到8—10公里处就受阻，在索科雷村旁遭到敌人的步枪和机枪的火力射击。

　　波兰白军就是从这里开始向我军发起了反冲击。

　　到5月28日，敌人的所有正面冲击均被击退。但是，敌人依仗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开始迂回包围我军，并企图前出至我军的后方。要击退敌人的所有机动，我各团、旅、师以至集团军均感缺少预备队（集团军除1个师之外，其余全部兵力，早在进攻开始时，就按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斯基的命令，全都在第一梯队中展开）。从5月28日起，敌人从两翼侧不断进行突击，战斗很激烈，我军只好边战边退却。

　　第15集团军各部队进行的战斗尤为激烈。第16集团军试图前往对其进行支持，但为时已晚，未能奏效。

　　我们经常不得不突破敌人深入我后方的散兵线。在这些战斗中，我团打得都很艰苦，但一切都平安地顶过去了。我军齐心协力，同敌人进行白刃战，敌军四处溃逃，我们最终得以与自己的部队会合。

　　6月4日，正当我团按照旅长的命令，从奥姆尼舍沃村向别戈姆利撤退时，下午接到命令，要我团在韦列捷伊村附近迅速地展开，并向东面奥特鲁贝村实施突击，消灭正要合围我两个旅的敌军纵队。不久，旅长F·C·克列诺夫骑着马来到我这里，说明情况的严重性。为此，我团应该击退敌这个纵队的突击。

　　红军战士因连续作战已极度疲劳。原想夜间进行休息又无希望了。必须立即执行新的任务——与敌进行遭遇战，但更详细的情况谁也不知道。如果发生什么失误，我们不仅使自己面临毁灭，而且也会危及其它许多部队，使形势变得更加复杂。

　　我迅速集合了骑兵，更确切地说凡是会骑到马鞍上的战士都集合起来，用轻便民车驮了5挺机枪，便朝正在向我们迂回的敌军纵队冲去。我将团的主力委派给副团长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列季金指挥。

　　人数约为一个旅的敌军纵队分成两队展开，一队向奥索维进攻，另一队向奥特鲁贝和卢斯季奇进攻。为了不让这两股敌人到达通向别戈姆利的唯一的一条道路上去。我必须带领这70—80名骑兵和5挺机枪去阻击，直到我团主力赶到为止，因为，敌人如果占领了这条路，将对我各部队造成合围威胁。

　　以我现有的这点兵力来完成这项任务，显得特别复杂和困难。但是必须去冒险。我决定以智取胜。于是，我在奥特鲁贝村和奥索维村的东边各留下1挺机枪和20名骑兵，我命令他们要不惜子弹向敌人射击，并不断变换机枪阵地位置，以便造成一种印象，似乎这里有一支大部队。而我自己则带了3挺机枪和30名骑兵在两村之间的道路上机动，哪里情况比较危急，就向哪里开火。

　　我们的计策侥幸获得成功。我们“炮制出”这么多的武器，使敌人信以为真了。波兰白军用了1个多小时将部队展开成双纵队战斗队形，夺取奥索维村又花费了约1个小时。但此时我团已抵达鲁斯季村。这样，就使敌军翼侧受到威胁。

　　我团在刹那间就向奥索维村发起突击。敌经不住来自翼侧的冲击，向后朝森林方向溃逃，又遭到我机枪从后面射击。我团在行进中占领了奥索维村，但敌预备队赶到，并发起反冲击，我团又被迫撤出该村。我们的部队稍事休息后，又投入冲击，再次攻占该村。但是，傍晚过后，敌人从四面发起反冲击，我们有被合围的危险，我们又被迫向乌格雷、扎莫斯托奇耶一线后撤。

　　深夜，敌人进行了猛烈的火炮和迫击炮射击。我军火炮则从北面进行射击。在黑暗中很难判断敌我炮弹的去向。因为敌我炮兵均从远距离向对方隐蔽目标射击。开始出现一些伤亡。我也被炮弹暗算，在前往扎莫斯托奇耶的路上，眼前突然爆发了一大片使人目眩的强烈闪光，随后我即失去知觉。

　　当我醒来时，急救马车已把我拉到别列津纳河上的一座大桥上。助理军医和一名骑兵侦察员护送着我。桥边的道路上停着很多大车、火炮和木箱。我认识的炮兵营政委走到我的大车旁边并说着什么。但我的脑子里嗡嗡地响，什么也听不出来。虽然感觉不到疼痛，但左半身不听使唤。显然是受了震伤。我用右手摸摸额头，觉得头上还缠着绷带，这才知道除此之外，我前额肯定也受了伤，因为额肿得几乎盖住眼睛。我用右手指着耳杂向政委比划着，让他明白我什么也听不到。政委从战斗记录簿下一页纸，写了些什么并交给我看。当我读着的时候，我曾好几次用手揪自己的头发，以便弄清楚我是不是在做梦。政委写道：布琼尼的骑兵第1集团军占领了日托米尔和别尔季切夫之后，已经在乌克兰突破了敌人的防线，并前出至敌基辅集团的后方。波兰白军放弃基辅正向西溃退。这个消息使我高兴得忘记了一切。刚想微微欠身坐起来……却又无力地倒在急救马车的草垫上。

　　我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又不想问助理军医。我一心想着前线。我回想起列佩尔附近的战斗和别列津纳河上的战斗，回想起那些无可挽回的损失。我们后撤的原因，是由于敌人在兵力上占有绝对优势。敌人为占有优势被迫从乌克兰抽调了部分兵力对我们进攻。这就使西南方面军有可能去获得巨大的胜利。我自豪的是，我们在历次战斗中所付出的牺牲是值得的。

　　急救马车把我拉到扎科列维耶村。村里有旅的医院和我团的第二类辎重队。我坚决拒绝把我再往后撤。我不愿离开与我共同走过从喀山至奥姆斯克的战斗历程的同团战友。现在，我仍旧在斗争的最前沿。

　　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萨菲罗夫对我简单地叙述了去扎莫斯托奇耶路上发生的事：当时在我身旁爆炸了一枚重型炮弹。马被炸死，我被气浪掀向一边。我被严重震伤，前额显然被弹片击中。大家在一个大弹坑旁找到我。我已经不省人事，满头是血。起初大家都以为我死了。但是当把我放到大车上时，我在昏迷中喊道：“为什么朝自己人开枪？”

　　……1920年6月20日，我回到团里。我在第15旅司令

　　部遇到一个老熟人——旅长斯特曼加诺夫。他因患伤寒病在后方呆了很久。现在他重又指挥该旅。

　　当时，西方面军已经打过了整个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南部。部队正在准备实施决定性的进攻。部队昼夜都在进行补充工作，又新调来很多师。参加7月进攻战役的已不止是5月战役时的两个集团军和波列西耶①集群，而是4个集团军和莫济尔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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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白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西北部的多林地带的名称。——译注。

　　看着新到达的部队，我们心里充满喜悦。“南方人”给我们的印象特别深。他们打败邓尼金之后，缴获了大批的战利品，并神气地穿上了崭新的英国军服，而我们的战士们，相当多的人穿的是在过去的历次行军中已磨损得很旧的军装，这使他们极为羡慕。应该指出的是，集团军的供应十分紧张。粮食特别缺乏。一俄磅面包加上煮干菜，既无鱼又无肉，这就是战士的一天口粮。当然，大家都明白：为供养部队国家已竭尽全力了，因为在中部的各工业城市里，人民也在挨饿。

　　有一种欧洲越桔，它使我们的菜食略为改变了一点花样。这种欧洲越桔在别列津纳的沼泽地上遍地皆是。红军战士们整连整连地轮流前往森林灌木丛和沼泽地里去找，把行军锅装得满满的带回来。这种白得来的食物使我们免犯坏血病。

　　7月4日，西方面军部队开始进攻。我第15旅以出其不意的突击将敌人击退到别列津纳河对岸。但是由于没有渡河器材，我军未能在行进间强渡该河。

　　这一天，又发生了一件凄惨的事。

　　我们几个指挥员，利用进攻受阻的时间，来到一间农舍吃午饭，并小憩片刻。女房东特意买来羊肉烤给我们吃。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政委萨达科夫、第44团团长切尔尼亚夫斯基和我坐在桌旁和睦地谈着。女房东端来了鲜美的菜汤，随后又端来烤羊肉。正当我们动手吃烤羊肉时，突然一声巨响，一颗炮弹在锅灶后面的房间里爆炸。房屋的墙壁如同一块硬纸板一样被击穿。旅长被弹片炸中头部，切尔尼亚夫斯基一只手臂被炸伤，作饭的女房东当场被炸死。被震昏的我和萨达科夫，勉强地爬到外面。幸免于难的我们二人以疑惑的目光相互打量着：我们俩为何如此幸运？我们把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安葬在列佩尔。副旅长F·C·克列诺夫接替了他的职务。第44团由尼古拉·尼雷奇·普罗宁指挥。

　　翌日晨，我们经过战斗强渡了别列津纳河，并切断了经由列佩尔通往多克希齐和别列津诺的道路。右侧，在普斯托谢利耶附近是第44团在作战。第13旅各团本应经由别列津诺方向发展进攻，但是在该镇方向上并未看到这些部队，也未听到有何战斗行动。于是，我决定和通信员一起，穿过该镇，迎着敌人前往13旅。

　　我们顺利地通过了该镇，穿过了别列津纳河大桥，突然碰到第39团战士的散兵线。他们惊奇地望着我们，仿佛我们从天而降。我请战士们把我带到附近的电话机旁，并与团长多蒙拉佐夫接通了电话。起初，他也不相信我是在他们团的前进散兵线与他通话。没过多久，他亲自来到这里。

　　我和多蒙拉佐夫一起，从维亚特卡河到额尔齐斯河，走过了共同的战斗历程，多次并肩战斗。现在我们像亲兄弟一样，拥抱在一起。但却没有时间好好谈谈。我向多蒙拉佐夫说明了情况。他同意了我的想法，同时提醒我，在别列津诺北面河边，驻守着敌人约1个营的兵力，并请求我协助将其合围。我欣然同意，并从原路迅速回到团里。于是，瓦西里·利托诺夫指挥的左翼营立即转向别列津诺镇。此时，第39团已与退却之敌打响了。利托诺夫准时将部队展开，并对敌翼侧和后方实施突击，波兰白军因而被击溃。我们俘虏了100多名士兵和两个军官。

　　过去，在西伯利亚与白匪作战时，我们曾成功地使用缴获的武器。但在这里我们只能使用手榴弹，因为敌人的步枪和机枪与我们的不是一个型号。

　　在别列津诺遭到惨败的敌人，一边后撤，一边进行顽抗。

　　我团在行军中采取了所有预防措施，于7月8日到达别戈姆利西北的皮扬内列斯村附近。第45团在左翼运动。在一段时间内，我们之间保持着目视联络，但后来两条路分开了。很快，从友邻方向传来了步枪和机枪的射击声，于是，我决定到左边的一个不大的高地上去，察看一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对新通信员谢苗喊了一声：“跟我来！”就骑上马飞驰而去。

　　我们走了约2公里，还是看不到左邻。一片树林将两个团的行军路线隔开，并挡住我们的视线。我们没有办法，只好返回。就在这一瞬间，林边响起了一排枪声，枪声接二连三地越打越紧。我的马一头冲进灌木丛。忽然间听到谢苗叫了一声。我的马就驮着我飞奔越过灌木丛，回到我团4连。应该去救通信员。于是我带着全连朝敌人冲去。冲击异常神速，敌人尚未来得及把谢苗带走，在地上丢下两具尸体就仓惶逃窜了。谢苗被两颗子弹打伤，他那西伯利亚纯种马也被当场打死。

　　尽管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我团的散兵线仍协同一致地向前推进。由于进攻部队的突击异常迅猛，使得敌人的炮兵显然未能来得及变更表尺。刹时响起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敌人坚持不住。开始仓惶退却。

　　这时，营长多梅罗夫斯基的通信员骑马奔来，向我报告说，骑兵第5团正向这里突破。团长基巴兹耶同志向我团致意，并要求我团从正面加紧向敌人进攻。

　　这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红军第43团巧妙地追击敌人。敌人已不是后撤，而是溃逃，在扎博里耶村附近的树林边上，敌人将3门火炮直接丢弃在发射阵地上。

　　波兰白军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失败后，开始不停顿地往后撤，竭力摆脱苏维埃军队的追击。波兰的法西斯独裁者毕苏斯基感到其冒险政策即将破产，于是向协约国最高委员会求援。毕苏斯基的请求立即得到协约国首脑的响应。后者于7月11日向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停上红军的进攻，并要挟说，如果不接受这个条件，协约国将向波兰军队提供一切援助。

　　7月17日，苏联政府拒绝了协约国的最后通牒，并声明：如果波兰政府愿意求和，那么，就让它自己向苏联政府提出类似建议！

　　当时的形势对坚持穷兵黩武主义的毕苏斯基元帅十分不利。在他的军队的后方，劳动人民反对地主和资本家的斗争日益加强。根据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中央的倡议，在比亚威斯托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委员会由E·捷尔任斯基、E·科恩和E·马赫列夫斯基等同志组成。委员会着手在已解放的领土上进行革命改造工作。在比亚威斯托克的波兰工人，组建了一个志愿团。但是，由于受到其盟国的鼓励，毕苏斯基仍顽固地坚持其冒险政策。协约国首脑在接到苏联政府对其最后通牒作出的断然答复后，开始对资产阶级、地主的波兰加紧提供财政、武器和装备援助。协约国的傀儡弗兰格尔男爵在克里木也蠢蠢欲动。在此期间，魏刚①将军率领军事代表团抵达华沙。波兰军队在战线北部地段退过布格河和纳雷夫河，同时，将其基本兵力部署在卢布林地域准备实施反突击。对这一情况，我方面军首长还未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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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法国的反动政治家和军事家。——译注。

　　对我集团军来说，形势开始变得异常复杂。加之革命军事委员会和方面军指挥部在组织红军第二阶段的进攻中又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他们对下列因素：团、师已严重减员；后方远离前线；粮食供应几乎中断；部队人员疲惫不堪；马匹因劳累而衰竭倒毙等，都没有加以考虑。想就地采购些给养，但也毫无结果，因为去年的粮食已吃光，而新粮还未成熟。西和西南方面军本应以其主力突击华沙，但西方面军却将所属集团军派往布格河和纳雷夫河以北，去对波兰首都进行迂回；西南方面军的部队则向利沃夫挺进。这样，两个方面军即沿离心方向进攻。而直接进攻华沙的则是实力较弱的莫济尔集群和第16集团军。正如后来的事实所证明那样，它们根本无力与集结在卢布林地域的敌军对抗。

　　第43团受领的任务是：沿西布格河右岸实施进攻，协同第16师的部队实施冲击并夺取马尔金铁路枢纽站。我团将两个营展开成散兵线后，在一个炮兵连的支援下转入进攻。敌人的抵抗很顽强。敌装甲列车向红军战士的散兵线进行直接瞄准射击。而我军的炮兵是从遮蔽阵地进行射击的，因此对敌装甲列车无能为力。但我们还是利用了地褶作掩护，终于攻至镇边。

　　我突然发现，有两辆马车拉着火炮，从我后方迅速地向我接近。一个留长髭的指挥员骑马跑在最前面。他带的这半个炮兵连在距我们的散线200—300米的地方便展开了战斗队形，并非常成功地对敌人的装甲列车开火射击，使得敌人的装甲列车立即驶过布格河，退到桥后。

　　这就成了冲击的信号。我散兵线冲进镇内。我骑马奔向我们的炮兵，找到留长胡子的那位指挥员，我想问问他们是谁、是哪个部队的？此时，一个炮兵正在向胡子指挥员报告，称他为旅长。这时，我也不得不举起右手向他敬礼，并自我介绍道：“第43团团长。”他看了我一眼，微笑着说：“友邻来了，这太好了！”并马上补充说：“我叫法布里齐乌斯，是旅长。”

　　战斗过后，在去我团预备营的途中，我看到草地上有一队急急忙忙赶路的骑兵。我骑马来到近处，以便看看这是些什么人。在这里我又见到了法布里齐乌斯。他把我叫到跟前，并把我作为友邻部队和冲击的参加者，介绍给自己的师长梅德韦多夫斯基。梅德韦多夫斯基让我讲讲关于攻击枢纽站的情况。因为像往常一样，扬·法布里齐乌斯对自己的战绩总是闭口不谈。我毫不夸张地如实讲述了被我当成炮兵的法布里齐乌斯，是怎样拖来两门炮向装甲车直接瞄准射击，并因此决定了战斗的胜利。随后，我又报告说，法布里齐乌斯连马都未下，就又带领本旅战士投入冲击。在我讲话时，法布里齐斯不断地说：“这些都算不了什么。”

　　我就是这样认识了扬·法布里齐乌斯这位卓越的军事将领和异常勇敢的人。1921年5月1日，在波洛茨克卫戍部队阅兵式上，我又见到了他。他当时是一所军事学校的校长，胸前佩带了3枚红旗勋章。我们自豪的是，我们红旗第43团当着他的面行进在阅兵式的最前面，我们高举着在西伯利亚和波兰等战场获得的革命荣誉旗帜前进。这样，波洛茨克卫戍区的所有部队，就都要向我们这面旗帜致敬。

　　马尔金市的战斗结束之后，敌人匆忙退过西布格河和纳雷夫河。

　　渡河前夕，我遇到了我们师的第13旅旅长安德烈·雅科夫列维奇·萨宗托夫。他是我在东方面军时的战友，在那里他指挥步兵第37团。这是一位正直勇敢的指挥员，在战斗中他总是冲锋在前退却在后。现在他的旅和我们的旅一样，正在为次日清晨强渡纳雷夫河做准备。

　　我们边喝茶边谈话，直到深夜。我们打赌，看看我们3人谁先到达河对岸。最后决定，各人亲自带领自己的战士渡过纳雷夫河。强渡定于凌晨3时开始。

　　谈完话，我们一同前往第39团司令部去找多莫拉佐夫。

　　3时整，第37、第39和第43团出敌不意地在行进间跃

　　入水中。几分钟过后，我们已游到右岸。显然，波兰白军对我未进行炮火准备就发起进攻毫无准备，他们仍在酣睡之中。敌人发现我们后，立即惊慌逃窜。进攻如此突然，使我师未经战斗就强渡了宽阔的江河障碍。

　　我师随后的进攻，发展得也很顺利。看来，再经过一定的努力，就能夺取华沙。但事情的进展并非如此。由于西方面军和西南方面军之间没有进行协同动作，致使波兰白军的突击集团，未能像革命军事委员会计划那样，受到西南方面军的攻击，从而得以转入反攻，随后轻易地在莫济尔集群的地段上突破了战线，向布列斯特和比亚威斯托克方向发展进攻，并前出至西方面军整个部队的后方。8月17日，我们接到向纳雷夫河后撤的命令。

　　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代表托洛茨基应对进攻的失利负责。当时种种征候已说明，我军各部队的处境很艰难，他却置之不顾，还断言，敌人已经被击败，我军已踏上胜利的坦途。在这一点上，明显地暴露出他的冒险主义。

　　在撤退过程中，经过普乌土斯克时，团政治委员伊万·普罗克希茨受了重伤。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伤及骨头。必须把他送到后方。分手时，我们心里都很沉重，不知道我们以后还能不能再见面……

　　第43团一边掩护旅的主力，一边从普乌土斯克向维什库夫市撤退。该市是公路的重要枢纽。不出所料，该市已被从南面来的敌人占领。我们已经看到，波兰白军正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我团。当我们确信，敌人已将全部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在对付我团之后，我们决定不去攻打维什库夫。我们只以战斗警戒部队对敌人进行象征性的射击，全团则缓慢地摆开似乎准备冲击的架势，足足用去几个小时。当我估计我们旅的主力已完全脱离敌人后，就率领部队陡然向北挺进。此时天色渐暗，全团向东运动一路通行无阻。这天晚上，我们只好在林中过夜了。

　　8月的夜很短，在前线就显得更短了。当朝霞出现在天际时，我们继续向东进发，期望尽快摆脱被合围的危险。但是到了第三天，我们发觉，敌人正追踪而来。快到乌多辛村时，据侦察队报告，敌人已截断我军退路，并在该居民点北面的林边占领防御。在我后方还有波兰白军追击。我们被合围了。由于后方有敌人迫近，我团已无法展开，并投入攻击。在这种时刻，我这个刚刚年满20岁的团长，在前天才将负伤的政委送往后方，就必须一个人作出关系到许多人生命的决定。

　　敌我兵力相差异常悬殊。拖延时间则有利于敌人，犹豫不决将把托付给我的这批人马带上绝路。我信赖我们的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他们将会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但这不是出路。我们最终将被消灭。我决定铤而走险。虽然成功的可能性甚小。

　　我迅速地把指挥员集合到一块儿，向他们宣布了我的计划。我将带领2名通信员去敌人那边，就说我们要投降。我团的各连由连长带领，枪口朝下成群地跟在我们后面。在我与敌人进行投降谈判时，各分队应尽量靠近敌人。当我挥动帽子，高喊：“放下武器！”时，各分队应立刻高喊“乌拉！”投入冲击。

　　这个计划是十分冒险的。等到把这个计划通知到每个战士之后，我带着2名通信员已走出小树林。两个通信员打着白旗，高高地举地头上，我挥动着帽子。走了约一百米，我回过头去，看到战士们不成任何队形，三、五成群地走着。指挥员走在前面。但是，我们毕竟还是担心敌人会因距离远而开火。因此，我们向前急赶了300来米，以便让敌人更清楚地看到我们。

　　当我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孤注一掷时，我的心境是难以形容的。如果计划破产，敌人是不会宽恕我们任何一个人的。

　　我们已来到敌人面前大约20步远的地方。从灌木林和庄稼的后面，有数十支步枪的枪口指向我们。有两名波兰军官迎面从掩蔽处走出来。我停下后，对他们喊道：“先生们，我投降！”并将手枪扔到地上。通信员也开始从肩取下步枪。（当然，我们还有武器：在我的马鞍右边的皮囊里有一支手枪，左边的皮囊里有两枚英国式手榴弹，通信员每人身上也有一枚手榴弹）。

　　敌人的军官看到我把手枪扔到地上，决定向我们走近些。看来，暂时一切都还顺利。其中一个用纯正的俄国话问我是什么人。我的回答正确无误：第43团团长。我决定讲真话，因为我怀疑敌人可能已知道，他们要碰到的是哪个部队。

　　那个军官又问，为什么向前走来的士兵还不扔掉武器？我回答说：“为什么要把枪扔到田地里呢？让他们走过来把枪叠放好不是更好吗。”我回头看了一眼自己人。我看到各连已不是成帮结伙，而接近于排成战斗队形在行进了。他们离还有300—400步的距离了。

　　敌人的这两个军官看到这种队形，都紧张起来。一再要我向士兵们下令扔掉武器。

　　我淡淡地对他们一笑，说道：“怎么？先生们，害怕了吗？你看，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步枪处于战斗状态，让他们走近些，我就下令。”我看到，敌人的军官们神经已高度紧张，因为红军战士离我只剩150—200步的距离。我就对军官们说：我立即下令放下武器，于是我摘下军帽，喊道：“放下武器！”

　　就在这一瞬间，我听到了震耳欲聋的“乌拉！”声。红军战士尽管很疲劳，但他们勇猛地向前冲刺，就是运动员看到这个情景也会羡慕。而当时的战斗队形，也并非每次校阅时都能做到这样合乎要求。

　　军官们掉头就跑，士兵们跟在他们的后面逃窜。当时的场面实在激动人心。使人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冲出了合围。

　　在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到布罗克镇的公路上，我们与第44团会合了。我从团长尼古拉·尼洛维奇处得知：他与旅和师的联系都中断了，而半小时前，他从第45团团长车尔尼雪夫处得到消息说，第45团正从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向东撤退。据他掌握的情报，敌人已经在我后方占领了扎姆布鲁夫公路枢纽和奇若夫火车站。这样我们两个团面临的问题是：下一步如何行动。因为根据目前的情况判断，我们已经处于战役合围之中。当然，目前敌人还未向我们逼近。

　　我们在布罗克镇和奥斯特鲁夫——马佐韦茨基之间的树林中，召开了一个简短的会议。首先决定选出一个总指挥员。当时决定把指挥这两个团的任务交给了我。我们拟定了一个突围计划。我们的突围路线是由西向东，其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华沙铁路，北侧是比亚威斯托克——扎姆布鲁夫——维什库夫公路干线，在一个15—20公里宽的地带内。我们认为，在这地带内，敌人不可能组成绵亘的防御正面。

　　我知道，每拖一分钟，只能使合围圈缩得更紧。必须果断地作出决定，并尽快地传达给部队。

　　我们不想与敌人纠缠，只想尽量迂回过去。在没有道路的田野里（这里大片的庄稼地被稠密的田埂分割）行进，无论是人还是马匹都十分困难。特别是有一半的红军战士还赤着脚。尽管如此，在8月20日凌晨，我们还是接近了扎姆布鲁夫至奇若夫的公路。在距离公路约2公里的地方，两个团停下来休息。我们向公路线派出了骑兵侦察队。我站在一间草房的屋顶上注视着侦察队的行动。我生气地发现，侦察队非常缓慢地向前走着，他们在灌木丛和树林后面躲躲藏藏，似乎等待着什么。在我看来这样的行动无异于贪生怕死。我对通信号彼得·索洛明喊道：“备马！”就从房顶上爬下来，跳上马朝侦察员奔去。由于侦察员的踌躇不前，我甚为恼怒，以致完成忘记了危险，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敌人的机枪开始哒哒地扫射，又响起了步枪的齐射声。子弹像一窝蜂似的在四周嗡嗡作响。

　　突然，我感到左肘上部挨了重重的一击。由于疼痛我眼前一阵发黑……我不愿相信我会被打死或被俘，因为马正驮着我飞奔。但是，我的马突然颤抖起来，步伐也乱了。如果马也受了伤，那一切都完。果然，过了2、3秒钟之后，它在急驰中倒在路上。我象马戏演员一样，从马的头部飞过，双脚落到了地上。左手像藤蔓一样晃来晃去。我用右手抓住左手，把它塞到望远镜皮带的下面。我已跑不动了，我摇摇晃晃地朝着自己部队的方向走去。我口渴难忍，看到小沟里有一洼水，就用帽子舀了一些喝起来。这时，通信员骑着马赶到我面前。我好容易才爬到马上，急速地朝团的方向跑去。

　　路上，我有好几次昏了过去。

　　终于来到我们的部队。我被小心翼翼地扶下马，安置到马车上。这里不但没有医生，就连一个卫生指导员也没有。从袖子里渗出的血沾满了军服上衣和裤子。没过多久，我过去的副官伊万·纳扎尔金来到我身边，他决定给我包扎。但是，当他们试图脱掉我的上衣时，我疼得大叫起来。这时，纳扎尔金拿来剪刀，把上衣和衬衣的袖子完全剪开。我看见了伤口，长约8厘米，宽约5厘米。被击碎的肱骨从伤口中露了出来。为了尽量忍住包扎时（用了好几个人的急救包）的疼痛，我用右手抓住头发，这样我觉得好一些。但是使我真正感到痛苦的还在后头。当马车一走动，我甚至似乎听到了伤口里的折断了的骨头在吱吱作响。我们蓄意在树林里和田野上行进，绕开居民点，而且主要是利用夜行军。

　　我曾昏迷过去，也可能睡着了。黎明时，我们的队伍在缅热宁居民点附近走上了公路。

　　我感到惊奇和疑惑不解的是，此时，在比亚威斯托克至华沙这一条用沙砾铺砌的漂亮的公路上，却几乎完全没有来往车辆及行人。这就是说，东面公路的某个地段已被敌人截断。我命令护送我的骑兵侦察员们到当地居民那里了解一下关于比亚威斯托克的情况。几分钟以后，他们回来报告说：居民反映，该市已被敌人占领。

　　我身上带着一张地形图，我在上面找到另一条经过奥索韦茨要塞向东去的道路。但是，我站不起来，无法测定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这时，侦察员把一个波兰公民带到我的面前，他是被我军动员来搞运输的。他把自己的大车不知扔到什么地方了，现在正往家走。他是从比亚威斯托克来的，我立即问他：

　　“现在什么人占领着比亚威斯托克？”

　　“波兰人。那儿正在打大仗。”农民回答后就赶路走了。

　　当我们来到一个交叉路口时，天已经亮了。路上站着几个妇女。看见我时，她们都哭了起来。我知道，这是由于我这副模样十分可怜：青灰色的面孔、蓬乱的头发、浑身沾满血污。她们告诉我，在比亚威斯托克方向，离这儿不远的地方，不久前还听到枪声。

　　我要她们给我指出那条是通向奥索维茨的路。她们都沉默不语，显然是相互间有顾虑。但是，其中一名妇女，还是不易为人察觉地点了点头，给我们指了路。我们除了相信这个妇女之外，别无它法。于是，我命令驭手继续向前走。

　　过了约一个半小时，我听到前面有射击声。看来，经奥索维茨向东撤退到自己部队的最后一条路已被切断了。斟酌了一下情况，我命令驭手不惜马匹疲劳，尽快赶到特科钦村和纳雷夫河上的大桥。我用受伤的手攥着手枪时，痛得难受，右手又紧抓头发。驭手甩响了鞭子抽打马匹。马车的剧烈颠簸给我带来的痛苦简直难以形容……突然，我听到护送我的侦察员们高兴地大喊起来：“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过了一阵，骑兵侦察队长菲利普·古里亚诺夫骑马来到我跟前，他后面跟着桑尼科夫·亚库波夫和其他一些人。

　　看到战友，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相遇时的喜悦是难以描述的。

　　傍晚，我们平安地到达戈尼奥兹市。我们在这里找到了旅医院。医院的医生十分熟练地为我进行了包扎，胳膊下放了夹板，伤口也清洗干净。第二天，利用旅的运输工具把我送到了格罗德诺。

　　现在，撤退过了涅曼河之后，可以认为，我们已经突破了敌人的合围圈。

　　那是1920年在波兰土地上发生的事了。而现在，1944年7月份，我有幸率领近卫第8集团军的部队，率领斯大林格勒会战的参加者们，来到波兰的土地上，为的是使兄弟的波兰人民摆脱希特勒的压迫。

　　白俄罗斯方面军左翼突击群，已经在其突破地带全线越过了苏联与波兰的国境线。

　　这个行动导致了一系列最重大的历史决定的产生。

　　1944年7月21日，人民波兰的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波兰土地上合法地出版的第一期《大众论坛》报上（该报于7月23日在海乌姆出版）颁布了一项命令。命令宣布成立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批准为该委员会委员的有：爱德瓦尔德·鲍列斯瓦夫·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主席）、安杰伊·维托斯（副主席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部长）、万达·瓦西列夫斯卡娅（副主席）；批准任命米哈伊尔·罗利亚—日梅尔斯基上将为国防部长；批准任命济格蒙德·别林格将军为国防部副部长。波兰工人党在组建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过程中起了主要作用。

　　委员会发表了一项宣言。宣言对政治时局和波兰人民所经历的事件作了评述，阐明了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制定各项决议的意义。宣言着重指出，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由波兰人民的最广大阶层、农民党、以及其它各民主团体的代表所组成的机构，它承认波兰人在国外的一些组织——波兰爱国者同盟和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宣言揭露了在伦敦的流氓政府，对其旨在分裂波兰人民的政治活动作了一针见血的抨击。根据特别法令组建了波兰军队。编入波兰军队的有波兰第一集团军和柳多夫的队伍。前者曾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左翼的编成内与苏联红军并肩作战。后者联合了波兰领土上的代表民主力量的各游击部队。

　　在那难忘的日子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要求我们迅猛地发展进攻。政治形势和波兰人民的利益迫使我们这样做。

　　7月21日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司令员苏联元帅H·

　　H·罗科索夫斯基来到我们的指挥所。他费了一些周折才到达这里，因为集团军指挥所在这段时间内已向前推进了很远。

　　听取了有关进攻的发展过程的汇报后，元帅肯定了近卫军人的出色行动，并当即决定马上将坦克第2集团军投入突破口。该集团军受领的任务是向卢布林、登布林、普拉加（华沙近郊）方向挺进，以便迂回敌军集团，并切断敌向西撤退之路。

　　为了将坦克渡过河去，架设了3座60吨的大桥（在此之前，我们已经架设了两座30吨和两座16吨的桥梁）。尽管道路拥挤，但是架设舟桥的纵列还是尾随战斗部队向前推进，从而使舟桥得以迅速地架设起来。

　　当我步兵部队继续战斗、向西挺进时，坦克部队渡过了西布格河，并于7月22日晨赶过我步兵部队，急速地驶向卢布林。我紧紧握住容光焕发的C·A·波格丹诺夫的手，祝成功并保证，第8集团军的步兵决不落在坦克兵后面。次日，坦克第2集团军与近卫步兵第28军一起，包围了卢布林市，并与该城守备部队展开战斗。

　　7月23日，我到达被围城市的郊区，从近卫步兵第28军军长A·A·雷若夫将军处得知，波格丹诺夫负了伤。他乘装甲输送车随坦克向城市北郊行进时，被德国狙击手的子弹击中。他的肱骨被击碎。

　　波格丹诺夫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这对我来说并不感到意外。他的个性是：“必须亲眼看到一切，直接地在战场上指挥部队，而不是在深远后方。

　　我不责备波格丹诺夫。一个指挥员，只有摸到战斗的脉搏，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特别是在高度机动性的现代战争中，尤其是这样。诚然，有时也要冒险，但这样做却保全了更多战士的生命，从而使牺牲得到补偿，使成功所付出的鲜血要少些。应该考虑到指挥员在战斗中行动的巨大精神意义。在最紧张的时刻，如果战士们看到指挥员就在身旁，就会充满必胜的信念。战士们爱戴这样的指挥员，准备以自己的胸膛掩护他，并会跟他赴汤蹈火。因为，战士们看到：指挥员与他们同生死共患难。

　　我在卢布林北部的集团军医院里找到了谢苗·伊里奇。

　　当时正准备把他送往后方。我问：

　　“谢苗，感觉怎么样？”

　　他忍着巨痛，开心地回答道：

　　“不要紧，瓦夏①。不久我就会回来的。我们一定要一起去打柏林！”

　　--------

　　①瓦夏是崔可夫的爱称。——译注。

　　两个月后，他果真回来了，我们又共同向奥得河、尔后向柏林前进。

　　……我现在来谈谈那些讲起来令人心情沉重的事。我原以为，关于法西斯罪恶行径再没有任何事情比我所见过的更能够使我惊讶的了！因为我见过的事不算少了：斯大林格勒的战斗；乌克兰的被烧毁和被破坏的城市和村庄；德国士兵被投入这场毫无理性的大屠杀，他们的尸体堆积如山。

　　还有什么比对自己的人民、自己的军队所犯下的罪行更为可怕的呢？而事实证明，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们的部队在卢布林东南郊解放了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囚犯。

　　现在，每一个在某种程度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感兴趣的人，都知道“马伊达内克”这个词。而当时这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名。这个名字早在纽伦堡公开审判法西斯罪犯之前还没有轰动全世界。死亡集中营……不是集中营，而是杀人的工厂！它是用现代化的工程技术装备组建起来的。法西斯分子利用这个工厂在杀人方面达到极精巧的程度。现在在很多文献中均已详细地记述了所有的细节，我就不再重复这些。但是，坦率地说，当别人把集中营的情况告诉我，当我看到我们的军官拍摄的照片后，我没有到那个地方去……我的心在震颤。数以百万计的人在焚尸炉中被烧成灰烬。几百万啊！男女老少一个也不放过！他们把人挂在钩子上活活吊死，用棍棒打死，用毒气熏死……

　　当苏联军人将要进入德国领土时，听到看到这些法西斯罪行，又怎能束缚他们的手脚呢？

　　的确，集团军的指挥人员、特别是政治工作人员的任务变得异常复杂。他们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进行劝导、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很多战士的家庭成员被杀光，有些人可能就在这些焚尸炉里被焚烧，这又如何对他们作解释，又如何进行工作呢？我们担心：从现在开始，谁也不会抓活的俘虏了……

　　但是，真正的勇士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愤怒，精神上的强者不是单纯地为了复仇，而是为了正义！

　　解放马伊达内克后的第二天，一个被俘的德国军官被带到我这里。他是被近卫步兵第88师一个机枪班长尤希姆·列梅纽克上士俘虏的。

　　这个军人有着很不平常的遭遇。

　　1941年，战争刚爆发，尤希姆就上了前线。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故乡。他在伏尔加河地区作过战。参加过多次战斗。从列兵成长为上士。因作战英勇曾4次荣获政府的最高奖赏：红星勋章、荣誉勋章、“勇敢”奖章和“保卫斯大林格勒”奖章。

　　在战斗间隙休息时，他常常对战友们说：

　　“快到我家乡啦，到时候一定请你们去作客。我家里有妻子娅琳卡、女儿奥克桑娜，父母也在。我们那里景色可美啦，有养蜂场、树林，周围是一片开阔的原野。”

　　结果，尤希姆所服役的部队果真来到他的家乡。连队开始了夺取村庄的战斗。尤希姆第一个冲入村内，直奔自己的庭院。可是庭院已不复存在，农舍也没有了，只剩下一片废墟。果园已被烧光，只有一棵老苹果树还留在那儿，父亲被吊死在树上，母亲也被打死在树旁。一个躲在地窖里侥幸生存下来的女邻居告诉他，他的妻子娅琳卡和女儿奥克桑娜被法西分子带走了。

　　战士们得知尤希姆的不幸后，发誓要为他全家报仇。从那天起，尤希姆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变得严酷无情，甚至不能听到“法西斯”这个词。

　　而现在这位战士却带来一个俘虏，还是活着，不过连用个指头碰他一下也没有。……

　　强渡布格河和解放卢布林标志着战役第一阶断段的结束。

　　这次战役开始于7月18日。在6天之内，近卫第8集团军边战斗边推进了约180公里，强渡了西布格河、维普希河，并于7月24日清晨前，前出至帕尔切夫、菲尔列伊、克缅卡、彼得罗夫察、斯塔辛、格卢斯克、皮亚斯基一线。

　　近卫步兵第4军的先遣部队，紧随坦克第2集团军之后进攻，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并夺取了普瓦维和登布林。

　　近卫步兵第28军在卢布林周围占领了防御。

　　我军的友邻部队也顺利地向前推进：第47集团军已前出至洛马济、科马鲁夫卡、沃亨一线；第69集团军解放了赫尔姆市。

　　近卫第8集团军根据方面军的命令在已占领的地区内停留了一昼夜，任务是让炮兵和后勤部队跟上来，并补充油料和弹药储备。

　　由于坦克第2集团军和近卫第8集团军已前出至维斯瓦河，德军“中央”集团军和“北乌克兰”集团军之间的联系和协同动作都被破坏了。

　　在北部的我友邻部队的行动，坦克第11军和近卫骑兵第2军占领了帕尔切夫和拉德曾两地，使敌军布列斯特集团的作战态势急剧地恶化。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新任务是：强渡维斯瓦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