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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10月14日，希特勒向德军部队下达命令：除了斯大林格勒方向以外，在整个苏德战线上转入战略防御。在斯大林格勒方向上，德军继续调兵遣将，准备对这座城市实施一次新的、即第三次攻击。希特勒的战略家们企图通过这次攻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我们感觉到了这点，因为在这之前，即10月13日，我的侦察人员就已查明，仅在城市的工厂区当面，保卢斯就集结了3个步兵师和两个坦克师。这些部队在约5公里的正面展开队形，形成一个极为强大的撞击力。

　　“撞击就撞击吧，那又有什么了不起！……在这之前，集团军司令员同志，您应该好好睡一觉。”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和我一起在晚上检查完各部队的战备情况后，对我说。

　　他把我一直送到床前，我们默默地相互看了一眼。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一种忧虑、以及在这种时刻对我们之间的战斗情谊的信任。用一个眼神就能表达这种信任的只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政委。他从我的眼神里看出什么，我不知道，但他的话——睡吧，睡吧！却流淌在我的心田，就象遥远的童年时期母亲的声音在回响。

　　尽管我十分疲劳，却不能马上入睡。耳边回荡着库兹马·阿基莫维奇的声音，眼前又出现了卫国战争中政治委员们的形象。我的思绪回到了1919年……

　　高尔察克想尽一切办法，企图在乌拉尔支持一个半月至两个月。他等待协约国送来大批武器、弹药和装备，重新恢复进攻的势头。

　　B·A·列宁在估计东方战线的形势时认为，这里是对革命势力的主要威胁。他在5月29日发给东方战线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写道：

　　“如果我们在入冬之前没能夺取乌拉尔，那么，我认为革命的夭折是不可避免的”。

　　这几天我们收到东方战线司令部的命令，按照命令，步兵第10团改称步兵第43团，并由步兵第28师转入步兵第5师序列。命令要求我们渡过卡马河，进攻亚纳乌尔火车站。

　　我极不情愿脱离阿津的指挥。要知道正是在阿津的师里，我们受到了战斗洗礼，学会了与敌人、甚至是与优势敌军作战的本领。

　　我认为阿津是一个极有才干的军事导师。他反对因循守旧，不拘泥条令的字面意义。在战斗中，他总是开动脑筋，大胆果敢，且富于创造性。他教导年轻的红军指挥员从国内战争中学习新东西，这些东西是不能从教令或条令里读到的。一句话，他是一位出色的、有才能的、非常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军事首长。

　　我们在进行着革命斗争。我们抛掉了曾被西方的正统派推崇为经典的、而现在已是过了时的、陈腐的阵地战战术。我们创造出一系列的战斗方式，例如、深远的迂回、包围、并前出至敌人的翼侧和后方；不怕远离自己的防线实施果敢的机动、迅猛的冲击；在进攻时，尽快近战接敌，迫使敌人与我展开白刃战，敌人通常是害怕白刃战的，因为精神力量的优势在我们一边。所有这些战术的应用，都得到了阿津的大力支持。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阿津出身于顿河哥萨克。我也见过阿津身穿哥萨克制服，也曾认为他曾是顿河哥萨克第46团的军官。甚至曾在叶拉布加市见过阿津的H·H·克鲁普斯卡娅，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说到他时也把他当作顿河哥萨克。但我这里有一封他的母亲E·A·阿津娜（她在几年前去世了）的信。信中写道，她的儿子阿津·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是拉脱维亚人，1895年生于威帖布斯克省的波洛茨克县、马里亚诺沃村。

　　1974年，我去鞑靼，途经昔日的疆场，我才调查清楚阿津的一些情况。B·M·阿津是1918年初随着拉脱维亚共产党员组成的战斗队来喀山的。他的支队参加过从白匪军手里解放喀山的战斗。后来，所有参加过喀山战斗的支队合并成混编第2师。1918年11月，混编第2师同维亚特卡特别师合并为步兵第28师。B·M·阿津始任师长。

　　在东方战线，第28师以神速的进攻完成了向叶卡捷琳堡（现在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城）的英勇进军。

　　1919年8月，该师在阿津的指挥下，在萨拉托夫地域作战，成功地粉碎了邓尼金进犯莫斯科——萨拉托夫铁路的企图。8月23日，阿津的部队同伏尔加河区舰队一起，占领了卡梅申，然后又攻占了杜博夫卡。

　　从9月5日起，该师参加了攻击察里津的战斗。那时察里津被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盘踞。在一次冲锋中，阿津负了重伤，但他没有离开战场，因为他的战斗禀性与医院的各种限制简直不能相容。

　　10月，南方战线和东南方战线的部队转入进攻邓尼金的军队。B·M·阿津师先对弗兰格尔将军的部队实施突击。然后编入第10集团军，并参加了击溃顿河白匪军的战斗。

　　1920年初，阿津师占领了苏罗维基诺镇，继而强渡奇尔河，经由托尔莫辛，占领了齐姆良斯卡镇，最后渡过顿河，于1月底前出至马内奇。

　　在马内奇，阿津与帕夫洛夫将军的骑兵队进行了你死我活的战斗。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带着一些指挥员从一个旅到另一个旅去，途中突然陷入哥萨克白匪军的埋伏。足足有一百个骑兵追赶他们。他们边回击，边赶紧跑向自己的部队驻地。就剩下几公里了，突然发生了不幸：马在跳沟时绊了一下，马肚带崩裂了，阿津随马鞍一起跌在地上，右手折断。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追捕的敌人抓去了。

　　由匪军决定在阿津身上发泄自己部队屡遭失败的仇恨。红军指挥部向敌人提出，愿意用任何一个被红军俘虏的白匪军来交换阿津。但是，白卫军拒绝了这个要求，因为他们找不到对等的人。敌人害怕阿津，就像害怕死亡一样。

　　在严刑拷打和百般侮辱之后，符拉基米尔·马丁诺维奇被绞死在季霍列茨卡娅镇的广场上。白匪军把他的尸体剁碎埋入葬马的墓地，后来，他的遗骸被迁到其他地方（这个地方还是不久前才弄清楚）。我们的优秀的追捕野兽的少先队员们在那里找到了英雄的坟墓。现在阿津的墓矗立在法斯托夫斯卡娅镇……

　　我团强渡卡马河后，继续向乌拉尔进攻，追击敌人，但是，到现在为止，第5师的首长一个也没来过我们这个团。

　　我不止一次地与政委交谈过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很奇怪。但杰尼索夫最后总是安慰我说：

　　“没什么了不起，我们自己能对付，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了……”

　　总之，任何事情都不会影响政委那昂扬的情绪。何况，我们一直在前进、前进。

　　可是，有一次，在我们向大皮济河进军的路上，他来到我跟前，异乎寻常地在沉思，久久地心不在焉地看着我。我忍不住问道：

　　“你找我有什么事，帕维尔？”

　　他终于开口了，讲了自己的忧虑。事情是这样的；革命前，他随全家从彼得格勒迁到距现在的部队驻地仅30公里的坎巴尔卡的工厂。那年3月份，红军撤走时，他的家就留在那里了。杰尼索夫一直忧虑着家庭的命运，一直为18岁的儿子担心，但未经允许不能离开团队。去师政治部找还不熟悉的首长提这种个人的私事，他又难以启齿。于是，他征求我的意见：

　　“怎样处理好呢？”

　　党性不允许他擅自决定这种事情，尽管他比我大许多。我当即建议他带上3—5个骑兵侦察员，立刻出发去坎巴尔卡。

　　政委高兴起来，说：

　　“我只需带一个传令兵就够了……”

　　送走政委后，我着手做自己的事情。团队继续追击敌人。一切都正常地进行，但我不知为什么总是想着政委，担心着他的家庭的命运。

　　他终于回来了。他那副样子很可怕。面部消瘦，眼睛深陷，黝黑的面孔变成土黑色。我一下猜到，他的家庭发生了不可挽救的事情。但到底是什么事呢、不，不能去问，不能去触及他那受伤的心。

　　终于，他自己说出了一切：

　　“儿子瓦西里……才18岁，在与白匪军作战时牺牲了……”

　　事情就这么普通，可他的话，字字句句都在我胸中引起剧痛，我为战友的不幸而悲痛。我无法用语言安慰他，只感到在眼睛里，在眼皮底下，有类似砂子的什么东西刺痛着我。

　　但最后还是帕维尔·杰尼索夫——我们的政委抑制住悲痛，并帮我恢复常态。

　　“你说说吧，你在想什么？”——他这样问我，倒好像不是他、而是我遭受了不幸。

　　“弹药不够……”

　　“你应该马上去师部，”他向我建议：“把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搞清楚……”

　　不用说，到了师部，我必须先向师长作自我介绍。因为我的外貌远不象个指挥员。事情是这样的：随着热天到来，我的手上，尤其是双脚长满神经性湿疹，痒得我无法忍受。所以，我经常好几个星期不穿靴子，散着裤腿，穿着凉鞋。客气点说，这种不平常的装束，会引起师长困惑不解：这个全师最年青的红军团长，怎么打扮得象个从集市上来的小伙子呢？恐怕也是独一无二的了……

　　我想起了杰尼索夫的建议，先不要去找师长，而是去找政委。我向政治部走去。首先碰到的障碍是哨兵不让我进楼。

　　当我向他说明，站在他面前的是第43团团长时，他回答：

　　“这个你随便对别的什么人去说，而不要对我说。”说完就扭过脸去，表示谈话已经结束。

　　这时，从楼里走出一个穿军装的人。看他那整洁的外表，端正的姿态，我就猜到他是某位首长。我向他打听：

　　“同志，请告诉我，师政委加比舍夫在什么地方？”

　　“我就是师政委加比舍夫。”他回答，并用怀疑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下。

　　我向他出示了党证，并报告说，我是步兵第43团团长。

　　加比舍夫笑了，拍了一下我的肩膀：

　　“走，到我那里去！”

　　我们一起走进他的房间。这是一个兼做卧室的办公室。加比舍夫急急忙忙地责备起我来：

　　“你这是怎么回事，亲爱的，你怎么这副样子就到我们这儿来？活象只剥光的兔子。”

　　我除了口头解释外，还交验了物证：脱下凉鞋，并给他看身上的绷带……。

　　谈话近一个钟头。师政委询问了我团的战斗力、党组织的情况以及武器、弹药、被装和粮食的保障情况。我一一作了回答，一点也不隐瞒，一点也不夸张。

　　谈完话后，政委建议我同他一起去见师长。

　　“我就对他说，我是偶然在街上遇见你，问清楚你是谁之后，才决定来的。”

　　这种同志式的支持使我振作起来。

　　我们走进师司令部所在地，加比舍夫有保留地把我介绍给师长。

　　“他很不幸，”他说：“他有病，甚至不能穿军装，因此他很难为情。”

　　师长卡尔波夫原来是沙皇军队的基干军官。开始时，他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听完政委的解释之后，他的表情和悦了，并让我坐下。

　　卡尔波夫年仅40—45岁。听完我的报告，他没有提任何问题。好象他对什么都不感兴趣。直到我问我们团下一步的任务是什么时，他才非常含糊地回答：

　　“一切都取决于形势。”

　　我感兴趣的是，怎样和从哪里给我团搞到供应。他认为我提问题没找准对象，让我去问师供给主任。我从师长这里得到唯一的消息是：

　　“斯特罗加诺夫的第3旅的司令部刚刚到达亚纳乌尔车站。你的第43团将编入这个旅……”

　　就这样，我结束了对步兵第5师师长的拜访。我缓慢地向政治部走去。加比舍夫赶上我。拍了一下我的后背，用信任的语气问：

　　“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回答。

　　加比舍夫把我又叫到他那儿，坦率地对我说：

　　“你啊，崔可夫，作为年轻的指挥官和共产党员，要警惕！如果你能像以往那样独立地去完成战斗任务，我们将支持你。你是共产党员应该明白，苏维埃政权的胜利，对我们大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你回到团里去，象从前一样去干吧！”

　　我们象老相识、老朋友那样亲切告别了。

　　我再没去司令部的其他部门。对于我来说，拜访了这两个人物就够了：一个是个兄长，另一个官气十足。

　　的确，旅比师低一级，在第15旅里，情况要好些。旅长斯特罗加诺夫虽然不是党员，是个沙俄军队的旧军官，但他经常到各团里看看。而旅政委们，象戈里亚奇金、萨达科夫更是我们的常客。我们这些年轻的指挥员总是能感受到政治机关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我同政委们建立了十分融洽和密切的关系。

　　6月份和7月上旬，我们一直紧紧地咬住退却的敌人。他们在后卫的掩护下，竭力想摆脱我们。白匪军的用意很明显：重新布置兵力，调集新锐预备队，到乌拉尔与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的任务也十分明确，就是在敌人到达乌拉尔之前或在乌拉尔境内，赶上敌人并歼灭他们。这就决定了我们进攻的战术。我们从行进间不断突袭敌后卫部队。白匪军的部队动员回避重大的战斗，他们竭力保存兵力。

　　在通往乌拉尔的路上，高尔察克占领区的一些工厂的工人们，纷纷加入我们团的战斗行列。听他们说，这个地区被高尔察克军队列入征集对象的大部分男人都躲进了树林。为此，敌人的讨伐队，进行残酷的报复。他们用树条、通条抽打应征壮丁的亲人，甚至连孩子和老人都不放过。他们还威胁说，要彻底毁灭这一大片村镇。

　　由此我们决定：要加快进攻速度。

　　萨拉宁斯克工厂的工人们控诉说：“高尔察克部队的军官宣称，如果青年不去征集报到，他们就把抓到的人质都枪毙，把村镇烧光。”

　　最后通牒的期限是第二天上午8时。工人们请求我们尽快占领工厂，并把高尔察克分子从那里赶出去。

　　我同政委商量之后，决定帮助工人同志们。杰尼索夫建议挑选能够不休息、连续战斗的志愿者。结果全团官兵都是志愿者。

　　我们计算了一下要走的路，估算了一下时间。时间很紧张，我团将迟到3—4小时。我们立即组织了一个快速支队。快速支队由骑兵侦察员、乘坐农民大马车的一个步兵营和一个机枪班组成。立即出发的命令很快下达了。我和杰尼索夫率领这个快速支队，把团主力部队交给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率领。

　　快速支队连夜在树林中行进，绕过和甩掉白匪军的人数不多的掩护队伍，在天亮之前，在离最后通牒限期还差近两个小时的时候，我们接近了工厂住宅区。

　　白匪军知道我们的行动后，提前开始进行镇压。我们根据住宅区上空的滚滚浓烟猜到了这点。

　　“跑步前进！”我向侦察员们发出命令。

　　我们的机枪车上有两挺“马克沁”机枪。

　　我们从迎面跑来的居民身边奔驰而过。这些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许多人只穿一件衬衣，披头散发，脸上流露着恐惧和绝望的神色……我们没停下来打听村镇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因为一切都很清楚……

　　冲到小丘上，我们看见村镇的许多房屋被大火包围着。

　　讨伐队在哪？他们怎么没开火？噢，原来他们怕对残暴的行为负责，正要从这里逃走。他们的步兵和骑兵正奔向河边。许多人找到浅滩正跑步横渡乌法河。

　　我们的机枪向渡口实施远距离射击。一个个长点射就象牧羊人的长鞭子，一下子把这群两条腿的野兽赶到水里。把白匪军打退到河对岸之后，我们开始帮助居民们救火。

　　我们找来了消防唧筒、大水桶、小水桶等，帕维尔·杰尼索夫抓着水龙带管咀，红军侦察员们提着装满沙子或水的桶扑向火焰……

　　与烈火斗争的激烈场面也感动了我。我下了马后，向燃烧着的房屋跑去。我突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台阶上躺着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她被砍断了一只手臂。在她头顶上方冒着一团团的浓烟，旋舞着火舌，然而，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到了。

　　突然，身边不远的地方炸响了一颗手榴弹，接着又响了另一个。敌人虽逃往对岸去了，但仍用燃烧弹来泄他们对整个村镇和居民们的仇恨。

　　应该渡过河去消灭讨伐队的炮队，并乘胜追击……但这个任务只能由正开来的团主力部队来完成。因战士们从救火现场撤下来是不可能的。战士们是不会理解我的意图的。我的助手谢尔盖耶夫来了。他报告说，大约两小时之后我团就能抵达这里。我们简单地交换了意见之后，谢尔盖耶夫带领5个骑兵侦察员到村镇南边去寻找浅滩。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比我大3—4岁，他曾是沙皇军队的军官。战斗中他勇敢异常，甚至是狂热般的勇敢，有时我感到，他是在故意找死。他身材高大，体格健壮，头发淡褐色，长着一张开朗、善良的俄罗斯人的脸庞。他已成家，但从未收到过妻子的信。有一次，他给我看一张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的照片，他说，这就是他的塔季扬娜。但是，每当我问起他妻子在什么地方和近况如何时，他的脸色就阴郁起来，并且沉默不语。他从不谈自己的家庭生活，可是，他却偏爱谈他曾在沙皇军队里担任团徒步侦察队长时的事。

　　有时他的确把死当儿戏。红军战士个个都卧倒在地，伸起一只手都很危险，而谢尔盖耶夫却直着身子沿散兵线来回走动。我不只一次地责问他：

　　“你为什么要白白地去冒险呢？”

　　他总是用同样的话回答我：

　　“算了吧！……让他们快点打死我吧！”

　　不论是我本人，杰尼索夫，还是红军战士们都很尊重他的勇敢和诚实。有一次，我们与他谈起入党的事。但他好像是开玩笑似地回答：

　　“难道非党人士就不能象共产党员那样去死？”

　　现在，在这里，当他看到白匪军的狂暴行为之后，他简直坐卧不宁，恨不得马上投入战斗！如果我不派他带领几个骑兵侦察员前去，他，大概会一个人奔向河对岸。

　　菲利普·古里亚诺夫的侦察员们跟随我奔向村镇北边。

　　乌法河流到此地变得又宽又浅。为了核实从居民那里获悉的情报，侦察员亚库波夫——他是鞑靼人，我们叫他亚什卡，骑马涉水渡过河，然后又返回来。白军发现了他，向他开火，但子弹没打着身手敏捷的侦察员。一切都好。也就是说，可以步行渡河。

　　团主力到了，但炮兵连还滞留在途中的树林里，起码要等待3—4个小时才能到达。这给我们增加了不少困难。敌人还在继续炮击工人住宅区。我立刻作出决定，不等炮兵就强渡乌法河，追赶白匪军，直到把他们消灭干净。

　　我把掷弹炮班班长和军乐队队长叫来，谈了我的计划。

　　计划是这样的：

　　掷弹炮班先占领位于村镇中心的靠河边的发射阵地。乐队就摆在炮手的旁边。当各营刚一报告强渡准备工作完毕，乐队就奏起《同志们，勇敢地向前！》这支歌子。5分钟后，掷弹班向敌人开火，所有的机枪也同时向敌人扫射，这时，步兵跳入水中渡河，并高喊：“乌拉！”向敌人进攻。

　　将近12时，各营营长陆续报告已准备好强渡，我正打算给乐队发信号的时候，第3旅旅长斯特罗加诺夫来了。

　　我向他报告，我团正准备进攻。

　　然后，我转向乐队……旅长生气地问：

　　“这是演什么闹剧呀？”

　　“过5分钟后，您就会看到……”

　　河对岸已开始骚动。看来，乐队奏的曲子使敌人不知所措。白匪军们从掩蔽所站起来，向我这边张望，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这时，我们的掷弹炮一齐开火，机关枪也哒哒地扫射起来。红军战士开始强渡乌法河，向对岸敌人发起冲击。敌人顶不住红军战士的猛攻，仓惶逃窜。这次战斗我们抓获40个俘虏，缴获3挺机枪。

　　斯特罗加诺夫在整个战斗中没有对我说一句话。战斗结束后，他默默地走到我跟前，握住我的手，并要求把他刚写的报告通过电话或派骑兵通讯员送往师部。报告中这样写道：

　　“步兵第43团今天在乐队的伴奏下，强渡过乌法河，击退了敌人，并在继续追击中。俘虏、战利品数字，还在继续清查中。斯特罗加诺夫。1919年7月，于萨拉纳。”

　　红军战士保卫村镇，使居民免遭高尔察克讨伐队残害的光荣事迹，很快就在乌拉尔地区传颂起来。向广大劳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红军的性质的工作，不仅政工人员在做，每一个战士也都在做。这使我们同劳动人民群众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各工厂的工人们奋不顾身地帮助我们与白匪军进行斗争。熟悉道路和林间小路的当地居民，为我们当向导。他们知道敌人驻在什么地方、敌人向哪里调动、在哪里集结。我们拥有这么多优秀的侦察员和向导，使我们可以在乌拉尔地区这个难以通行的、多森林的山地里，一天前进30—40公里。

　　7月6日，我们经过战斗夺取了曼恰日重镇，次日又占领了阿尔京斯克工厂。工厂的工人和镇上的居民为我们准备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召开了群众大会。在集会上我作了简短的致词，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如此众多的人面前讲话。

　　从萨拉普尔开始，我们与退却的高尔察克部队的后卫发生过多次战斗，每一次我们都比较容易地取得胜利。这一点把我们、特别是我个人惯得过分自信了。

　　然而敌人远不象我们想像的那么虚弱。

　　就在这时，新的考验接连地出现了。

　　我师几个团在萨拉普尔——克拉斯诺乌菲姆斯克——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布古利马——乌法铁路线之间进攻时，我们不知道，高尔察克为了控制乌拉尔地区，已把大批预备队投入战斗，并且已在乌法河与兹拉托乌斯特之间的山地高原上鏖战。因此，当我们在乌法河与敌军遭遇时，感到非常意外。

　　在别列佐夫卡附近的战斗，完全按照我们未预料及的另一种形式打了起来。我们几乎被迫转入防御。

　　补充侦察之后才知道，在上波塔什卡聚集了近一个营的白匪军，其配有大炮的主力部队布置在5公里远的别列佐夫卡。因此，我们决定：深夜时分，由第1营攻击盘踞在上波塔什卡的敌人；第2营绕过这个镇，攻击别列佐夫北郊敌人的翼侧。

　　7月9日凌晨，第1营在库兹明率领下发起攻击，尽管高尔察克匪徒进行了绝望的抵抗，还是被1营逐出这个村镇。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但是战斗明显地延滞下来，因为敌人调动其主力部队，绕过我团左翼侧，向我进攻部队反击。

　　布哈尔指挥的第2营在夜间迂回，由于道路不好，抵达战场时已比原计划迟了很多。

　　形势愈发复杂了。拥有两倍优势的敌人绕过1营的左翼，向我各分队逼近。

　　我已不得不把最后的一个预备队——徒步侦察小队投入了战斗，并命令骑兵下马，成步兵分队，给他们加强了机枪，也投入战斗。但兵力仍然不足。敌人觉察到我们的弱点，胆子大起来了，更加猖狂地向我冲来。

　　在2营没有到达战场、向别列佐夫卡的敌军侧发起攻击以前，我们必须坚持1小时以上。

　　共产主义营这时距我们团还有30公里，正在向米哈伊洛夫斯基工厂进攻。因此，我只有采取最后一招了，即从发射阵地撤下两门火炮，疾速地运送到左翼侧，并迅速地展开。这一切简直是在敌人眼皮底下进行的。我们的炮手还没来得及发射一炮，在他们的头顶上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战士们都卧倒地上。敌人见此情景，拼命向前冲。当敌人冲到了距离大炮还有400米的地方，就在这时……

　　我跳到卧倒在地上的炮手身旁，下达口令：

　　“霰弹瞄准敌人，开炮！”

　　炮手们迅即跳起来进行直接瞄准，霰弹开始在进攻者中间爆炸，一群敌人倒下了，另一些掉头就往回跑。这时，布哈尔金的营正从西北方悄悄的接近别列佐夫卡，迫使敌人仓卒退却。

　　我们不能去追击敌人，因为部队需要立刻休息。

　　我没有睡着，心里思索着白匪军为什么如此顽强地抵抗？要知道，在这之前近一个月的时间，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一个样子。明天他们又会玩什行新花样？应该同政委商量一下。

　　午夜，我走进杰尼索夫的小屋。

　　我们坐在桌旁，打开地图。我们的进攻路线是经过秋利加什镇到舍马哈。前面是塔尔德列斯基山，再往前是乌法列伊斯基山，翻过这两个山岭，我们将到达亚细亚。

　　黎明时分，我才同政委分手。我们说好，太阳升起时出发。

　　7月10日中午，我团未经战斗就穿过秋利加什。在这里，我得到情报，说敌人正慌忙向尼亚泽佩特罗夫斯克撤退。

　　我师已靠近乌拉尔主山脉。通过山脉的道路基本上是在多林的山地，这里易守难攻。如果敌人在这片山地和隘口设防，他们只需用少量兵力就能建立起纵深梯次防御。那时，我们如果没有强大的火炮是很难突破这个防御的。

　　但是，高尔察克没来得及往这里调集预备队，没能建立起牢固的防御。他们仅仅在乌拉尔以西同我们打了几场遭遇战。他们的部队，包括卡佩利将军的那个军，都没能阻止我军的进攻。他们被各个击破，慌忙地撤退了。这样，在白匪军的几个主要集团之间就形成了一些疏于掩护的大缺口。这使我们能够迂回敌军的两翼，甚至在当地居民中找到的可靠的向导的帮助下，绕到敌军后方。在翻越乌拉尔山脉时，我们挑选的一些最隐蔽的、连在普通地图上都找不到的小路。

　　我师在敌人第5集团军与第2集团军的接合部、即在喀山——叶卡捷琳堡铁路线和乌法——车里雅宾斯克铁路线之间实施进攻，用了6天时间就征服了乌拉尔山。我们穿过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铁路干线，前出至乌拉尔山的东支脉。步兵第43团第一个越过乌拉尔山，并于7月18日占领了一个大村庄沃斯克列先斯克。

　　白匪军在兹拉托乌斯特和叶卡捷琳堡遭到失败后，同来自西伯利亚的新的预备队一起，显然，是决心阻止我部继续前进。为争夺车里雅宾斯克市，双方进行了残酷的持久战。因为正是这场大战，将最终地决定乌拉尔的归属。

　　我团接受任务：“从沃斯克列先斯克经秋布克向卡拉博尔卡进攻。”命令中既没有关于敌人、也没有关于我军的任何情报。

　　7月19日清晨，我们从沃斯克列先斯克出发。

　　穿过秋布克镇，在到阿拉基村之前，侦察队报告说，卡拉博尔卡方向有大股军队在运动。侦察员的情报很快被证实，我从望远镜里果然看到，白匪军的一长列步兵纵队在不设任何警戒的情况下行进。瞬间，在我脑子里形成了一个战斗计划：先把敌人的纵队放进阿拉基村，然后让配有火炮的前卫营用火力封闭从村里向西去的所有出口。这时，主力部队由东绕过敌纵队，突击敌军翼侧和后方。把敌人击退到大、小阿拉基湖。

　　推算一下敌人的运动速度，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大约只有3个小时，一切都要抓紧进行。我让骑兵通信员把命令送往前卫营，并要求团政委杰尼索夫返回主力部队，以便尽快地率领主力部队顺大路前往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再从东边绕过敌纵队。吩咐完毕，我便带骑兵侦察员们和两辆机枪车穿过小树林向这条大路急驰而去。

　　很快，我们就看见了敌纵队的尾部，这个纵队有近一个团的兵力，他们在接近村子时，停下来休息。

　　大约两个小时之后，杰尼索夫和谢尔盖耶夫骑马向我奔过来。谢尔盖耶夫报告说，我团第2、第3营已到达敌军翼侧。

　　事态的发展有利于我方。

　　大约过了1小时，村子里传来了机关枪的射击声。这说明敌人已与我前卫队遭遇。敌人纵队开始展开战斗队形。而那些中止休息的敌军连队，马上面向北面组织防御。

　　这时我看到，敌人把所有注意力和兵力都集中去突击西北方向，同时兵分两路从左边和右边绕过已被我前卫营封锁的阿拉基村。我决定率领骑兵侦察队去冲击敌纵队最后面的一个营。我们的兵力当然太少，但我们是突然袭击，机关枪手将两挺机枪推向通往大路的一个高地上，向敌人的纵队开了火。近40人的骑兵侦察队冲了过去。

　　这一切来得那么突然，敌人万万没有想到，于是一群群的士兵和军官纷纷放下武器，举起了双手。我们把军官与士兵分开，然后将俘虏送往后方。我准备向已展开的敌人分队发起新的攻击。这时，我团第2营转入进攻，白匪军被迫退向湖边。

　　被包围和被紧逼到湖边的白匪军士兵军官，先后停止抵抗，缴枪投降。就这样，刚刚到前线、身穿英式军装、装备新式步枪和“梅特拉利耶扎”型机枪的白匪军第12师第47团，便整个地被消灭了。我们俘虏了一千多人（其中17个军官），缴获近千枝步枪和12挺机枪。

　　俘虏中的士兵被押送到沃斯克列先斯克，那里有我们的辎重队。在与他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他们很高兴这么快就打完了仗。俘虏中的军官，在警备勤务队的警卫战士押送下，被送往另一个叫秋布克的村庄。

　　当天，我团占领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往后干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还没有收到继续行动的命令。其实，我团这时已同左、右邻部队失去联系，与师部也中断了联系。

　　第2天，我们获悉，驻扎在卡缅——乌拉尔斯基地域的敌主力部队正向沃斯克列先斯克方向运动（我们在那里关押着头一天俘虏的1000多名白军士兵）。面对这种复杂的局面，我立即动身去沃斯克列先斯克，用警报声把俘虏叫起来，把他们送往上乌法列伊。后来才知道，师司令部已设置在那里。

　　在这之后，我回到了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在团司令部附近，杰尼索夫把我叫住。他从窗户伸出头来，叫我到他那屋里去。一进屋子，饺子的香气扑鼻而来，真是令人垂涎……哪个俄罗斯人不爱吃这种西伯利亚式的饭食——肉馅饺子！平常，每个至少要吃50个饺子，有时更多些。但我们没有多少吃饭时间，敌人又开始炮击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一个炸弹在我们窗前爆炸了。窗框被炸飞了，桌子像是被扫帚扫过似的，一切东西都不见了。我们俩被摔在地板上，震得耳朵发聋。长时间地嗡嗡作响。毫无办法，饺子全毁了。要知道在那个时期能享用饺子是多么难得呀！

　　7月21日，我团从俄罗斯卡拉博尔卡村和鞑靼卡拉博尔卡村出发，经捷姆里亚斯向乌鲁库利进军。安得里亚诺夫的第3营作前卫营。在乌鲁库利村附近，前卫营遭到敌人从捷连——库利湖方向来的攻击。战斗很激烈。为反击敌人的进攻，我们命令库兹明的第1营展开，并命令古里亚诺夫的骑兵侦察队打击敌翼侧。敌人支持不住，向后退去。

　　从俘虏的军官那里得知，与我们作战的是得到沃伊采霍夫斯基军的一个工程连和一个舟桥连加强的第47团残部。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在卡拉博尔卡附近的战斗中仓忙溜掉的特卡琴科大尉。于是，我们决定，无论如何要包围第47团，把它逼到捷连——库利湖边，然后活捉特卡琴科。

　　就在这时，杰尼索夫来到我这里。他满脸惆怅若失的神色。他很喜欢安德里亚诺夫营长。他向我讲了安德里亚诺夫受伤的情况：伤在脸部，子弹从上颌穿进去，从耳后飞出来……。

　　我和政委筹划着合围敌人的计划。最后决定：让杰尼索夫绕到敌后，断其退路；我带领两个营将白匪军赶到湖边。

　　我们在行进时想出的这一计划，实施得很顺利。第47团的残部和工兵连被彻底打垮。特卡琴科带着几个传令兵抵抗到最后一粒子弹。他逃进了湖边的一个农庄，我们想，这回他可逃不出我们的手心了。我们冲进农庄时，忽然听到一声巨响。我们跳进村边一座房屋的院落内，看见地上躺着三个军官的尸体。他们用手榴弹把自己结束了。其中一个就是特卡琴科。当时他还在喘气，我们从他的军便服口袋里找到一些文件……

　　就这样，从军装到武器全部由协约国武装的第12师第47团，再也不存在了。

　　过了一小时，湖对岸的敌人开始向我们猛烈炮击。我们完成了任务，在开阔的岸边再也无事可做。第1和第3营开始慢慢地向乌鲁库利撤去。我带着骑兵侦察队也从村子里出来了。突然。一颗炮弹在我身边的一个深水沟里爆炸了。我的战马竖立了起来，飞跃过沟去，它带着我扑通一声栽倒在地上，我当即失去了知觉。我苏醒过来时，已躺在乌鲁库利村的团司令部里了。在这里，我得到了治疗，正复了脱骱的脚，敷上止胸痛的草药，我很快镇静下来。只是由于震伤，耳朵依然感到堵塞，脑袋嗡嗡作响。

　　桌上放着敌人的文件、地图和信件。根据这些材料可以看出，高尔察克匪徒在这个地区已进退维谷。在一些军官的信件中，还流露出沮丧和绝望的情绪。

　　俘虏在回答问题时，对我指战员的勇敢和主动精神、出其不意的机动和迂回战术佩服备至。他们能叫出阿津、艾兴、普特诺等人的名子。更使我们惊讶的是，他们毫不隐藏他们的情绪和想法。他们公开承认，高尔察克部队的士气已经低落，与红军作战已变得愈来愈困难。

　　7月24日晚，我团接受任务：进攻穆斯柳莫沃村，并前出到捷恰河，准备下一步占领纳古马诺夫。

　　7月25日清晨，我们向穆斯柳莫沃村进发。

　　穆斯柳莫沃村……，我将永远记住这个地方。也许就是在这里，在我身上产生并发展了那种被称为指挥员气质的东西：对信任你的人的命运的责任感，关于判断敌人意图的本领、以及在复杂的作战情况下，采取唯一正确措施的能力。

　　在与敌第46团进行小小的遭遇战之后，我们占领了穆斯柳莫沃。占领了……直至发生了今天我定书名为《战斗青春的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故事。

　　我先遣连队渡过捷恰河到了对岸。但是在河边的林地旁遭到敌人强烈的阻击，各先遣部队被迫停了下来。

　　下午，敌人在十门重型火炮的支持下，多次向我团占领的阵地发动反冲击。我的观察所设在一个磨坊里，这时磨坊的砖楼正处在敌交叉火力之中，磨坊几次被命中，我只得寻找新的地点。战斗越来越激烈。敌人每隔一小时就发动一次进攻。在一次抗击敌人的战斗中，谢尔盖耶夫牺牲了。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夫是我的好战友，经常冒着生命危险去战斗。在遇难前的几天里，他不知怎的竟反常地缄默起来。在俄罗斯卡拉博尔卡的战斗中，他的座骑被打死了。两天之后，在离乌鲁库利不远的地方，他的第二匹战马又被子弹打穿了两只耳朵，还打中了他的军用挂包。那时，我看到谢尔盖耶夫骑着脑袋上缠满白色绷带的马走了过来，就打趣揶揄他：

　　“怎么，你想给白匪军指示目标？”

　　他看了我一眼，就把身子转开，然后问道：

　　“你坦白地说吧，马和我，你更心疼谁？”他沉默了一会，又补充道：“如果是我，那就不必惋惜了……反正迟早我要被他们打死。”

　　我希望他这种宿命的心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很快地过去。但就是在这儿，在这抬头走路随时都有危险的地方，他刚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渡过捷恰河，就旁若无人地叼着烟卷，沿着还未来得及掘好避弹壕的散兵线上，直着身子走来走去。

　　结果，他被打死了，身体被敌人的6颗子弹穿了许多洞。

　　在战斗进程中可以看出，敌人的兵力越来越强，我明白，在这个地方就别考虑什么进攻的问题了。白匪军的兵力占绝对优势，其步兵至少是我们的2倍，炮兵是我们的3倍。

　　我们炮兵连的炮弹很有限。弹药库在我们后面80—100公里处。我不得不考虑，下一步该怎么行动？分析一下我团在穆斯柳莫夫地域的各个阵地，我得出结论：它们既不利于防御，也不利于进攻。而敌人在这里却能利用隐蔽接近路到达我阵地翼侧，甚至迂回到我后方。

　　暂短的7月之夜来临了。一种不祥之兆笼罩着我。我还从来没有这样预感到，团队正处在危险之中。我向四处派出的侦察队，不论是往右翼侧的，还是往左翼的，处处都碰上了敌人。一个白军俘虏军官被用担架抬进了我的鞑靼式的小农舍。他没负伤，却顽固地沉默不语。我很不理解他这种反常行为。不知他是受了暗伤？还是在假装？这个白匪军官没有对我们说一句话。

　　很快又送来一个被俘的士官生。这是一个大约20岁的年青人，他同样也沉默不语，在他身上也没发现任何文件。

　　这一切都在提示我，敌人是决心发动进攻了。白匪军也在进行侦察。我们不能再等下去。要立即实施隐蔽机动。

　　我决定从这个村子向北撤。在图古尼亚克湖和乌列克特湖之间占领阵地，这样就能护住自己的两翼。

　　我同政委急忙赶到这个新地段，我们看到了一条干涸的深沟。看来这两个湖在过去的什么时候是连在一起的。沟沿上延伸着一排篱笆。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军的配置起了掩蔽的作用。从水沟朝敌人方向，有一块约300米的象桌面一样平整的开阔地。然后是一片小灌木丛，几乎一直延伸到穆斯柳莫夫村前。这使我们能够清楚地观察到我们面前的一切。敌人却无法把炮兵观察所移到这个开阔地上来，因为每一个小丘都在我们的控制下。

　　防御正面很宽，我们只好把8个连展开成散兵线，留作预备队的只有1个步兵连和几个徒步侦察队和骑兵侦察队以及4挺机枪。

　　天一亮，穆斯柳莫夫方向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半小时后，枪声停了下来。我得到报告，对射是在村庄里进行的。看来，敌人从四面八方转入进攻时，自己打了起来。

　　我同杰尼索夫骑马巡视我军阵地时，太阳已经升起。突然，一些红军战士和指挥员朝我们挥舞着军帽，大声喊着要我们隐蔽起来。我们向前方看去，在灌木丛后面出现了敌人的散兵线。我们急忙下马，趴在机枪旁边。

　　我用望远镜透过篱笆看到了敌士兵和军官的面孔，敌人正展开战斗队形，小心翼翼地向我军阵地逼近。我们相信红军战士们能够沉着应战，决定把白匪军放近点。

　　战士们耐心地等待着。当敌人第一道散兵线前进了大约200米时。我下达了命令：

　　“开火！”

　　白匪军象割倒的草一样，一排排地倒下去。伤员四处滚爬。射击约持续了5分钟。我同政委站了起来，透过篱笆观看整个场面。但红军战士并不赞赏我们的轻率举动，他们喊：

　　“崔可夫，杰尼索夫！这儿不是你们呆的地方……快走开吧！……这里没有你们我们也能对付！”

　　战士们的要求对我们来说就象是命令，我们只好服从。我们刚跳上马，敌炮兵便开了火。幸运的是，炮弹飞过了我们的头顶，在远处爆炸。我们急速跑出交火地带。

　　团指挥所设在库纳沙克村东南的一个高地上。附近不远处是炮连连长马特维耶夫的观察所。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团队正面的地形。白匪军企图沿图古尼亚克湖岸迂回到我军右翼。我们只好投入徒步侦察队和两个机枪组来延伸我们的阵地，从而使该侧翼仿佛延长了很多，因此，当敌人发起进攻时，又遭到了顽强的抵抗。

　　7月26日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敌人损失重大，而我军则伤亡甚微。

　　夜晚，我们加强了警戒。红军战士和指挥员们轮流睡觉。晚上，我们的侦察员拖来了两上受重伤的敌士兵，并搞到了许多文件。

　　根据文件和俘虏的口供证实：与我团作战的是西伯利亚第12师第46和第48团的分队，还有车里雅宾斯克军官学校的约600名士官生。士官生都分在第46团和第48团的分队里。可能，高尔察克的司令部想以此办法来提高重新组建的部队的战斗力。

　　次日，进行了整整一天的激烈的血战。敌人尽管占有兵力上的优势，但仍然被迫停止了进攻。我军以轻微的损失击退了敌人的所有进攻。

　　毫无疑问，这使白匪军的士气急剧下降，事实上，在横尸遍野的战场上，如果敌人继续进攻，那是不会有好结果的。

　　穆斯柳莫夫战斗的第3个昼夜来临了。我们估计敌人将在黎明时重新发动进攻。同时，敌人可能会采取迂回机动。红军战士在夜间就吃饱了饭，补足了弹药。

　　黎明前，团政委杰尼索夫就急不可待地从观察所来到前沿散兵线。也正如我们所预料的那样，敌人在天亮时就发动了进攻，但敌人又被彻底打败，退了回去。

　　这时，我从电话里得到报告：

　　“团政委受伤啦！……”

　　“什么？再重复一遍……”

　　“他爬到我们跟前，”电话兵继续报告：“要找您，一颗子弹打中他的肚子。”

　　“立即把他送到团包扎所！”我嘴里催促着，可是心里仍然不相信刚刚得到的消息。我不相信、也不愿相信我要失去这样一位战友……

　　这时，敌人朝着我们这个高地开始了猛烈的炮击。炮弹不时在指挥所四周爆炸。我趴在一簇灌木下，心想：“副团长谢尔盖耶夫牺牲了，团政委又负了重伤，下一个该轮到谁了”而谁来接替这些人呢？”一枚榴霰弹在附近爆炸了。我觉得左腿膝盖上方一阵剧痛。裤子渗出了血迹。这时，团通信主任米哈伊尔·尼基京蹲在离我不远的一条小沟里。我把他叫到跟前，命令说：“第一，对任何人都不要讲我受了伤；第二，让炮兵连的助理军医带着卫生包到我这儿来；第三，到团包扎所打听一下，杰尼索夫的伤势有无危险，尼基京本想提出异议，要找电话叫医生来。但我的目光使他打住了话头，转身就执行命令去了。

　　没过多久，助理军医来了。就在灌木丛下，他用手术钳将弹片夹了出来，我们击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在格斗最激烈的时刻，我得知了连长克尼亚济金也受伤了，子弹击中了他的口腔。

　　日落前，尼基京打来了电话，他转达了医生对政委身体状况的诊断：“杰尼索夫的生命已无挽救的希望。现在靠注射维持。很快就要把他送往后方。杰尼索夫急切恳请崔可夫到他那儿去一趟。”

　　听完尼基京传达的后面一句话，我异常悲痛，嘴里像是在哼哼地念叨着什么……马驮着我朝团包扎所疯狂地跑去。腿上的伤痛也忘记了。我必须尽量装出一种假象，不使杰尼索夫觉查到，这是我们最后的会面。但我能控制住自己吗？

　　来到包扎所，我装着没有负伤的样子，从马上跳了下来。这时，杰尼索夫已被抬到一辆马车上，正准备送往旅医疗所。他还清醒着，见到我后，抬起头说：“瓦西里，你没事，这太好，谢谢。”稍停片刻，又用极微弱的声音补充说：“我们都是党员……”

　　我应该努力使他撇开悲观的念头，就对他大谈今天全团如何顺利地击退了敌人的所有冲击，重磅炮弹又是如何地把那送到散兵线的装满水的水桶炸飞，等等。我也记不清后来还讲了些什么……

　　告别时，杰尼索夫用疼痛得痉挛的手握着我的手说：

　　“我若是有你这样的一个儿子就好了……爱惜这个团……再见了。”

　　他的眼角涌出了泪水。我站立着，紧闭双唇。马车把他拉走了。

　　我翻身上马，没有理睬任何人，就向观察所奔去。

　　回到观察所，心情变得更加沉重。派侦察人员外出搜索、并重新布置火器之后，又陷入沉思，沉思……

　　第4天，7月28日，太阳刚升起，敌人在实施猛烈的炮火准备之后，开始了新的冲击。但这次冲击已不象昨天或前天那个样子了。步兵从灌木丛后面钻出来，我军火炮和机枪刚一开火，他们就调过头去，跑得无影无踪了。但是，他们的火炮却一直轰击着我军阵地。

　　中午，旅长斯特罗加诺夫和政委戈里亚奇金来到我的观察所。他们知道我一直在战场上，便把午饭也带来了。我们在灌木丛旁一起进了午餐。斯特罗加诺夫通知我说，由于敌人在我团的地段上实施主要突击，我的预备队将消耗殆尽，他已命令第45团的一个营赶到这儿归我指挥。

　　旅长和政委用望远镜观察了一下战场，看到战场上横尸遍野的情景，很是吃惊。他们说，高尔察克把他的全部预备队都投入了战斗，妄图不惜任何代价击溃我军、重新夺回乌拉尔。几天来，在车里雅宾斯克西北和南方战斗频繁，双方各有胜负。我集团军第26和第27师在叶卡捷琳堡——车里雅宾斯克——波列扎耶沃车站的铁路线一带，正在艰难地阻击白匪的进攻。我师主力正向东南方向运动，准备对敌军里雅宾斯克集团实施突击。

　　经他们这么一讲，使我对这个地段上战斗的意义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的右翼是谁？”我问旅长。

　　他犹豫了起来，沉默了一会，说：

　　“步兵第35师的部队正在靠拢。”

　　斯特罗加诺夫又待了一会，便回旅部去了。戈里亚奇金和我一直呆到晚上。作为党内同志交心，他告诉我，第35师第2旅旅长科托明带着一些指挥员（沙俄旧军官）跑到敌人那边去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无法克制心中的愤怒，骂到：

　　“嘿！……这帮败类要是落到我的手里，我非要和他们算帐不可！……”

　　“是的，你也看到，我们只好加倍警惕……”然后，他又问：“你那儿旧军官多吗？”

　　我们团只有3个旧军官。但他们都象不久前牺牲的谢尔盖耶夫一样，是好样的，我可以替他们担保。

　　“你瞧，”戈里亚奇金说：“你现在没有政委了。”

　　“您大概会很快就把政委派来吧！至于说到有人要在我们背后捅刀子，那我们的红军战士决不会答应……杰尼索夫的工作暂由伊万·普罗克希茨代替。他是个很好的同志，是一个有威望的共产党员，团里所有人都认识他。”

　　旅政委走时拍拍我的肩膀说：

　　“多保重……”

　　我决定把前来增援的1个营放在前沿阵地，而把共产主义营留作预备队。我这样决定是要个花招对付我的上司的。如果我把“人家的”营留作预备队，那么，上司随时都可能把这个营从我手里调走。而如果我把该营放在前沿散兵线上，那么，他们就不会把这个营撤回，同时，预备营也就不会受到触动。

　　7月29日，敌人又发动了几次毫无成效的进攻。可以感觉出，敌人在惨遭几次损失后，无论是部队的士气还是体力都一落千丈。甚至敌人的炮击也变得稀落起来。看来，炮弹也快打光了。

　　中午时分，斯特罗加诺夫打电话来，下令从7月30日清晨起转入进攻。任务是：占领穆斯柳莫沃，继尔向米阿斯河畔的米阿斯基镇进攻。

　　进攻战役计划早在防御战期间就已想定。

　　发起进攻的前一夜，我们对敌战斗队形进行了详尽的纵深侦察。拂晓前，侦察员们带回许多有价值的情报。在左翼，我侦察人员巧妙地潜入白军各战斗队形之间的缺口，深入到穆斯柳莫沃村，又悄悄地返回。

　　我军的进攻完全出乎敌人的预料。我左翼营绕过乌列克塔湖边的高尔察克部队，前出到穆斯柳莫沃村。在其它地段上，敌人抵挡不住我军的突然进攻，开始撤退。全团抓获俘虏约400名，缴获机枪6挺。也就在这时，我听说，整个东方战线的红军部队已全面展开进攻。

　　穆斯柳莫沃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这是我在那个时期所参加过的最激烈、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而现在已是1942年10月14日。

　　我一觉醒来，直觉地感到面临着危险。夜晚就象一瞬间那样逝去了。我甚至觉得，库兹马·阿基莫维奇·古罗夫还没有离开我的床铺似的。但天已大亮了，看来，我睡得相当死。

　　在斯大林格勒，战斗空前残酷的一天又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