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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日来，德军的将军们采取了一切措施，阻止我生力部队渡河进入城里。从天明到天黑，伏尔加河上空都有他们的飞机盘旋和俯冲，而到夜间，则进行炮击。所有码头和通向码头的道路，整天都被敌人火炮和六管火箭炮封锁着。第62集团军要把部队和物资渡过伏尔加河，简直是困难重重。

　　夜间渡河可达右岸的分队，应当在该夜尽快进入到各个阵地，物资也要在当夜分发给各部队，否则，会被白天的轰炸毁灭。我们无法处置在伏尔加河右岸的马匹和车辆，因为没有地方可隐蔽它们，以躲避子弹、炮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的打击。因此，所有运过伏尔加河的物资，都是战士们用肩膀把它们扛到各发射阵地。白天，他们要打退敌人的猛烈攻击；夜里，他们不能休息和睡眠，要搬运弹药、食物和各种工程器材。这就大大地消耗了战士们的体力，但部队的战斗力并未因此削弱。这种情况继续了不是一天，不是一个星期，而是整个战斗过程。

　　在市里，从战斗打响到战斗结束，各码头的军械交换站都是由索科洛夫中校管理的，而给养站是由斯帕索夫中校和季诺维也夫少校管理的。他们始终处在枪林弹雨之中，随时都可能被炮弹、炸弹炸得粉身碎骨。

　　9月19日，H·E·巴秋科的步兵第284师向伏尔加河

　　左岸开来，这个师被编入第62集团军。我们焦急地等待他们的到来，因为这一天，在市中心，即罗季姆采夫师战斗的地区，局势发生了非常严重的变化；在步兵第95师第112师战斗着的马马耶夫岗地区，形势也相当危急。而中心渡口已经完全瘫痪。

　　那天晚上，我们得知，斯大林格勒方面军将于9月20日再次从北面向敌人实施攻击。因此，我决定，我部将从马马耶夫岗地区向西南方向继续实施反攻击。我们相信，在斯大林格勒方面军9月19日的反攻击之后，新的攻击将会获得更大的成功。

　　深夜，第62集团军接到命令。命令要求我们9月20日

　　以现有的一切兵力继续实施进攻，完成既定任务。

　　罗季姆采夫师所属地段的形势继续恶化。然而，我们却抽不出哪怕是一个营的兵力去帮助他。我们唯一能做的是，把他的第39团再还给他，这个团于9月19日之前已脱离师的建制，在叶林的指挥下，战斗在马马耶夫岗地区。

　　杜比扬斯基的近卫第35师的部队严重减员，已无力进行任何有组织的战斗。因此，我们决定把剩余人员和武器装备，交给步兵第42、第92旅，把师指挥机关撤往伏尔加河对岸重新整编。

　　那些日子里，我们与方面军炮兵司令员B·H·马特维耶夫少将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他要求，随步兵师一起去加强第62集团军的炮兵部队，应渡河到伏尔加河右岸、到城里去。而集团军军事委员会坚决反对这个主张。我们把步兵师的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左岸，而把炮兵观察所搬到右岸。从那里它可在宽大的正面指挥火炮和炮兵连的火力机动。我们只是要求迫击炮和反坦克炮随部队一起渡河。

　　在市里，正如我已经觉察到的那样，我们的炮兵群既没有马力牵引，又没有机械牵引。这样，我们就丧失了火炮的机动。用双手推着大炮和榴弹炮，在被炸得坎坷不平的街道上行走，通过市区的废墟，这是不可能的。从9月后半月起，从伏尔加河对岸把炮弹运过来，再运进城里就已经很困难了，有时完全行不通。因为白天敌人监视着从东边通向伏尔加河的所有道路。从9月22日起，敌人抵达中心渡口，他们向每一只渡船实施直接瞄准射击。在夜间运送弹药也很冒险，因为敌人已知道我们的渡河区域，他们不断地向河面上空投照明弹，使伏尔加河整夜都亮如白昼。把弹药运过这1公里宽的水面，比从100公里以外把弹药运到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

　　方面军军事委员会采纳了我们的意见。

　　把师属炮兵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决定，无疑是正确的，在城市防御和进攻的整个战斗过程中师属炮兵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把炮兵团和榴弹炮团留在伏尔加河对岸，使每一个师长或旅长都能随时调动自己的炮兵火力，射击前线任何一个地段。集团军炮兵司令H·M·波扎里斯基少将，在必要的时刻，也能够组织伏尔加河左岸的所有旅和师的炮兵连，集中火力打击一个目标。

　　H·M·波扎里斯基对使用炮兵火力抗击敌人步兵和坦克的进攻这一复杂和艰巨的任务，做了出色的准备工作。波扎里斯基指挥的营射击和团射击经常是十分准确的，并且具备灵活的机动能力。在伏尔加河对岸的阔叶林里，集中着身管炮兵和火箭炮兵的强大的突击火力。在斯大林格勒的街道上、在工厂的车间里，也有直接瞄准的火炮和迫击炮。这些炮兵火力向企图冲向伏尔加河各个地段的德军，实施无情的猛烈的打击。对集结在工厂区前和马马耶夫岗上的敌人庞大的步兵群和坦克群，波扎里斯基的炮兵毫不客气地给予了毁灭性的打击。

　　火炮—战争的上帝。在斯大林格勒防御战斗的日日夜夜里，它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第62集团军的炮手们，以机动、准确的火力，给德国侵略者带来很多的烦恼。而指挥这些炮兵的是出色的炮兵专家和天才的军事首长H·M·波扎里斯基。他是一个头脑清醒、有胆有识的红军指挥员。

　　从9月中旬开始，每天晚上，H·A·克雷洛夫将军、H·M·波扎里斯基将军、师级政委K·A·古罗夫和侦察主任M·J·格尔曼上校都聚会在我这里。我们根据侦察情报，把凡是德军正在集结兵力、进行进攻准备的街区，都标在作战地图上。然后，在天明之前，用所有炮兵火力，包括“卡秋莎”，突然向这些街区实施打击。我们还用远程航空兵向那些街区实施突袭。这样，每一发炮弹都射击敌人集结的中心地区，较之对广阔的场地和地区进行拦阻射击更有效。敌人的有生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我们还用直接瞄准射击打击敌人，骚乱敌军战斗队形。在这一连串夜袭之后，敌人进攻时，再也摆不出气势汹汹的样子了。

　　9月20日黎明时，战斗又打响了。

　　在我军右翼（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拉兹古利亚耶夫卡）继续进行牵制战，而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步兵第95和第112师的部队，正在抗击着敌人新锐部队的攻击。

　　晌午，第95师师长戈里什内上校向我报告情况时说：“如果不考虑前线向这一边或另一边不超过100公尺的微小变动的话，那么，可以说，马马耶夫岗的局势仍旧是稳定的”。

　　我警告他说：“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的变动，也会招致丢掉马马耶夫岗……”

　　“宁死，我也不放弃马马耶夫岗，”戈里什内回答说。

　　师长B·A·戈里什内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A·A·弗

　　拉先科，深入地、准确地了解战斗的每一个细节，在战斗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能够互相弥补：前后不仅是一个指挥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全体人员的政治教育给予很大的关注；后者在领导本师党的政治工作的同时，能够深入、细致地研究作战行动实际问题。他善于很理智、很内行地与每一个指挥员交谈。

　　听了他们用电话向我报告的情况后，我丝毫不怀疑报告中对事实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不论他们（戈里什内或弗拉先科）之中谁向我汇报。因为他们俩个人都十分了解作战情况，都很熟悉敌人的作战特点。

　　戈里什内师紧随罗季姆采夫师进入城市。他的师是刚一渡过伏尔加河，未经休整，就投入到争夺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然后又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厂地区作战。该师的一些团中，准确地讲，只是一些团司令部，轮流撤回伏尔加河左岸，在那里进行短期休整，补充连队，然后重返战场。

　　戈里什内和弗拉先科，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仍然在自己的观察所里，从容地、镇定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

　　要去他们的指挥所比去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敌人的狙击兵已经封锁了“街垒”工厂及“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凹地。最初几天，我们就有许多战士牺牲在那里。因此，这片凹地被我们称为“死亡沟”。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横跨凹地砌起石头围墙。这样一来，只要弯着腰、紧贴住石墙，就可以到达戈里什内的指挥所。

　　在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上，情况也十分严重。9月20日晌午，敌人的自动枪手已潜入中心渡口地区。师指挥所已开始用冲锋枪与之对射。该师的近卫第42团的部分分队已处在半包围之中，通讯联络经常中断，而且中断的时间愈来愈长。派往罗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团军通讯参谋都牺牲了。派往中心码头的叶林团迟迟未到，因为他们在途中被敌机发现，并且遭到连续的轰击。

　　集团军只能从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这个师，然而，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罗季姆采夫师的左面，在察里察河上，战斗愈来愈残酷。在那里作战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42旅的几个营，由北海舰队水兵组成的步兵第92旅以及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与他们的联系也经常中断，这使我们很难判明这一地段的战斗形势。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敌人集结了新锐力量，拼命想冲到位于我防御中心的伏尔加河，然后扩大突破口。因此，我们必须在马马耶夫岗区域继续实施反突击。如果减弱这里的反突击，那么敌人就会放开手脚，全力猛攻我左翼。进而击溃我在城市中心的防御部队。

　　9月21日夜，原作为集团军预备队、放在马马耶夫岗东边的巴秋科师的步兵第284团，渡河来到城里。

　　将近夜里两点钟时，我接到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一个坦克旅，已从北面冲过敌军阵地，将在奥尔洛夫卡地区与我们会师。我把大家都唤起来，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整整一夜都在寻找这个坦克旅，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与我第62集团军会师的好消息。然而，没有等到这样的报告。几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达目的地。坦克第67旅整个旅和他们的旅长希德贾耶夫上校一起，在敌人战斗队形的纵深处全部阵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团军的部队处于危急关头。

　　敌人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第一次把我集团军切成两段：在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敌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队已逼近中心码头。

　　9月21日傍晚，第13师占领的前线阵地是：克鲁托冲

　　沟、第2堤岸街、“1月9日”广场、太阳大街，共产主义大街、库尔斯基大街、奥尔洛夫斯基大街、无产者大街、果戈里大街，直至察里察河。

　　该师的几个分队陷入包围，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关于他们的情况、尤其是近卫步兵第42团1营的情况，我们没看到更详细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的战报里以及后来的报纸、书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都谈到：保卫火车站的那个营，于1942年9月21日全营覆没，只有一个叫科列加诺夫的少尉军官活了下来……

　　坦率地讲，直到最后一天，我还不相信这个营于9月21日全部阵亡的消息。因为当时从敌人的举动判断，我总觉得，在车站附近及其左侧地区，一直有我们的战士在战斗，法西斯分子在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是谁在那里坚持搏斗？他们又在怎样搏斗、——这一点谁也不晓得。这些人的命运，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后来，在我的《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一书出版以后，以至电台广播了这本回忆录的部分章节之后，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的信。这位老战士说，他知道在法西斯占领车站以后这个营的详细情况。这封信使我很激动，终于能在15年后查明这些人的命运。我常常怀念他们，我一直不相信，与法西斯分子在车站附近搏斗了7天的战士，会在一夜之间全部阵亡、或者说投降了。

　　我确实没弄错。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时间，去访问了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克区的一个叫利科维察的村子里。见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话，立刻就使我们相互认出来了。

　　安东·库兹米奇马上使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地点。他说：

　　“您还记得吗？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您看见我便问：上尉，你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的，我还记得。”我回答说。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记上是这样写的的……”

　　安东·库兹米奇让我读了这一页。这里，我逐字逐句地引用他写的话：

　　“9月18日。刚才，志愿冲锋枪小组悄悄地逍遁在夜幕中。他们走了，他们懂得任务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要潜入敌人后方，并在那里独立作战。

　　他们每个人都领到了5天的弹药和给养以及在敌后作战的详细指示。

　　不久，敌人的防御就出现乱子。敌人显然搞不清：是谁捣毁了刚刚运来弹药的汽车，是谁消灭了机枪手组和炮兵班。

　　从早晨到中午，敌机不断在城市上空盘旋。一些飞机离开机群，隐入高空，然后又掠地飞行，向街道、向建筑物的废墟上抛洒暴雨股的子弹；另一部分飞机，拉响战斗警报器，在城市上空盘旋，企图制造紧张慌乱气氛。燃烧弹从天而降，重型地雷接连爆炸，城市笼在熊能大火之中。9月18日夜间，德军炸毁了我们车间与‘制钉厂’其他建筑之间的围墙，并开始向我们投掷手榴弹。

　　我们的战士刚刚把敌人掷来的手榴弹从窗子扔回去，一颗手榴弹爆炸了，科列加诺夫少尉受了重伤，红军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地倒下去。

　　两个战士费了很大的劲，才把科列加诺夫救出来送往伏尔加河。再往后他的命运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呢？”读完这几行日记，我问道。

　　“我们在‘制钉厂’坚持战斗了一天多，”安东·库兹米奇继续讲：“扎沃敦上尉带着他的迫击炮连来增援我们。他们的迫击炮弹早已打完了，但是，迫击炮手们打起仗来个个都很勇猛。9月20日傍晚，侦察员报告说，敌人正重新配备力量，向车站集结火炮和坦克。全营接到命令：做好准备，打退敌坦克的攻击。

　　我从连里挑了一些人组成几个小组，给他们配备了反坦克武器、手榴弹和燃烧瓶。但是，这一天，敌坦克没有发起进攻。

　　午夜，一个当地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从敌占区偷偷地来到我们这儿，告诉我们，德军坦克准备发起突击。她还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敌军布署的有价值的情况。我记得她的名字叫玛丽娅·维杰涅耶娃。在那些日子里，城里的居民经常帮我们搞一些侦察，也常常给我们送水来。遗憾是的，这些勇敢的爱国者没有留下姓名。我只记得还有一个年青的女侦察员，战士们都叫‘莉莎’，她在一次轰炸中牺牲了。

　　9月21日，这一天是1营命运攸关的一天。德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下，从清晨起就发起疯狂的进攻。火力之猛，攻势之凶，完全出乎我们意料。敌人把在这一地区的所有武器、所有的预备队都投入了这次进攻，想一举摧毁我车站地区的抵抗力量。但是，他们每前进一步，都遭到巨大的损失。下午，我们营被切为两段。

　　营部和一部分部队被隔在百货商店附近。敌人包围了这一地区，并从四面向其进攻。百货商店里展开了白刃战。费多谢耶夫上尉率领营部人员，在那里与敌人进行了了力量悬殊的搏斗。有几个勇士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我们派了4个战斗小组赶去援救。但法西斯匪徒集中了坦克火力，猛烈轰击所有活下来的人。就这样，1营营长费多谢耶夫上尉和他的勇敢的助手们全部牺牲了。

　　他们牺牲后，我承担了剩下的几个分队的指挥。我们开始向‘制钉厂’附近集中。我把这里的形势写成报告，派通讯员给团长送去。可是，这个通讯员再也没有回来。我与团里失掉了联系，只能独立作战了。

　　敌人隔断了我们与友邻部队的联系，弹药的供应也中断了。每一颗子弹对我们来说都像金子一样宝贵。我命令部队要节约弹药、收集阵亡者的弹药盒及缴获的武器。傍晚，希特勒匪徒又一次发动进攻，他们以密集队形向我占领的阵地逼过来，想挫败我们的最后抵抗。我们的战斗分队愈来愈少，只得缩短了防线，并开始慢慢地向伏尔加河撤退。我们尽量拖住敌人，并与其保持着一定的近距离，让敌人无法使用火炮和飞机对我实施攻击。

　　我们一边撤退，一边利用每一个建筑物来战斗。只是在地板和衣服都被烧着了的时候，我们才退出这个临时阵地。整整一天时间，敌人才前进了不到两个街区。

　　在红色彼得堡街和共青团街的交叉路口，我们占领了拐角处的一座三层楼房。从那里可以有效地控制所有的接近路。这座楼房也是我们的最后一道防线。我下令在所有的出口构筑防栅，利用所有的窗户和墙洞裂口作为我们的射击孔。

　　我们在地下室的窄小的窗户上架设了重机枪，我们把应急储备弹药—最后一条子弹带装上了重机枪。

　　两个由6个人组成的小组爬上了三层楼和楼顶，他们的任务是：拆掉隔墙，准备大石块和木头，以便在敌人密集进攻时派上用场。我们在地下室划出地方作为安置重伤员之用。我们的防守兵力总共只有40人。决战的时刻终于到了，敌人的进攻一次紧接着一次。每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后，我们都仿佛觉得，再没有力量对付下一次的进攻了。可是，当法西斯分子发起新的攻击时，我们不知从哪里又来了力量，又想出了办法。战斗就这样持续了5天5夜。

　　地下室里的伤员愈来愈多，能作战的只有19人了。没有水，就剩下几公斤外壳烧焦的粮食。德国人想困死我们，他们停止了进攻，只是用大口径机枪不断地扫射着。

　　大家都视死如归。只是想怎样才能死得更有价值。这时，在我们中间出现了一个胆小鬼，他看到在这里迟早就要死，就决定扔下大家，趁夜色逃过伏尔加河去。他明白这是可耻的叛变行为吗？他当然明白。他怂恿了另一个胆小和意志薄弱的人，一起去干这卑鄙的勾当。夜里，他们悄悄地溜到伏尔加河边上，他们用大木头做了一个木筏并把它推下水。但刚离岸不远，就遭到敌人的射击。胆小鬼的同伙被打死了，可他本人却渡过河，并找到了我们营的留守排。他胡说，全营覆没了。

　　‘我亲手在伏尔加河岸边埋葬了德拉甘上尉’。他撒谎说。

　　只过了一个星期，一切都水落石出了。可是，正如您所看见的，他不应该在我40岁以前就把我埋葬了。

　　……法西斯又进攻了。我跑到楼上去看望我们的战士。我看到，战士们消瘦、变黑的脸上，充满紧张的神情，伤员们身上都缠着血污的绷带，可他们双手仍然紧握着武器，目光中没有丝毫的胆怯。卫生员柳巴·涅斯捷连科因胸部受伤、流血过多而牺牲了，她的手里还拿着绷带。看来，她在死前的一刻，仍然想帮助同志们包扎伤口，但是，没来得及……

　　法西斯的进攻被打退了。在寂静中，我们听到，在马马耶夫岗和城市工厂区那边，仍在进行着残酷的战斗。

　　怎样帮助城市的保卫者呢？怎样才能把已停止向我们这个楼房进攻的敌人，哪怕是一部分，吸引过来呢？

　　我们决定在房顶上悬挂起红旗——让法西斯分子知道，我们并没有停止战斗！可是，我们没有红布。怎么办呢？一位重伤员明白了我们的意图，他脱下血迹斑斑的白衬衣，用它擦干正在流血的伤口，然后交给我。

　　敌人用扩音器向我们喊话：

　　‘俄国佬，快投降吧，要不就是死路一条！’

　　就在这时，在我们的屋顶上，飘扬起了红旗！

　　‘狗养的，别瞎说！我们还要活很久呢！’我的通讯兵科茹什科大声地回答。

　　接下去的进攻又被我们打退了，我们有时射击，有时扔石块，并掷出了最后一批手榴弹。突然，从后方、在无门窗的墙壁外面响起坦克履带声。反坦克手榴弹已经用光了。只剩下一枝带3颗子弹的反坦克枪。我把这枝枪交给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让他通过暗道去拐角处，从正面射击敌坦克。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占领阵地，就被法西斯的自动枪手抓住了。别尔德舍夫对德国鬼子讲了些什么，我不知道，但过了1小时，敌人重新发起了进攻，而进攻地段正好在我们唯一的一挺重机枪的射界内。我可在断定，别尔德舍夫蒙骗了敌人。

　　法西斯份子以为我们没有子弹了，变得猖狂起来，他们开始大声喧闹，挺直身子从掩体里走出来。他们甚至列队在大街上走路。

　　这时，我把最后的一条弹链装进重机枪，把250发子弹一古脑都射向法西斯匪徒。我的手受伤了，但是枪没有丢下。敌人倒下了一大片。活下来的张慌失措地逃回掩蔽所。过了一小时，他们把我们的反坦克手别尔德舍夫推到瓦砾堆上，我们亲眼看见他被枪毙了。

　　进攻停止了。炮弹象雨点似地向我们坚守的房子落下来。法西斯分子暴怒了，把各种武器都用上了。一时间我们连头都抬不起来。

　　又传来坦克发动机的喧啸声。从临近街道的拐角处，出现了矮小的德国坦克。看来，我们的死期已到。同志们开始相互告别。我的通讯兵用芬兰刀在砖墙上刻着：‘罗季姆采夫的近卫军军人在此地为祖国战斗、献身。’在地下室左边的角落里，在一个挖好地坑内，整齐地摆放着营部的文件和装有大家的党证、团证的军用图襄。大炮第一个齐射打破了沉静。巨大的轰击声房子幌动起来，接着倒塌了。我也说不清过了多少时间才苏醒过来。周围一片黑暗，到处是刺鼻的砖灰。我听见身边人在低沉地呻吟。通讯兵科茹什科爬到我身边，并拽了我一下问：

　　‘您还活着吗？’

　　在地下室的地板上，还躺着几个处于半昏迷状态的红军战士。我们被活埋在三层楼的废墟底下。空气很少，呼吸十分困难。吃的、喝的就更不敢想了——空气成了维持我们生命的唯一东西了。

　　但是，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战友的脸庞，感受到同志间的温暖。

　　我们决心要走出这座坟墓，开始不声不响地挖起来。浑身上下满是又冷又粘的汗水，简单包扎的伤口阵阵发痛，砖灰、沙土在牙缝里咯吱作响，呼吸更加困难了，可是，谁也没有抱怨什么。

　　挖了几个小时后，眼前忽然闪现出星星光亮，一股9月份特有的清新空气，从小洞口飘了进来。

　　大家疲备不堪地倚偎地这个小洞口旁，贪婪地吞咽着秋天的清爽的气息。洞口挖开了，可以爬过一个人了。科茹什科受伤较轻，我派他出去侦察。过了1个小时，他回来报告说：

　　‘报告上尉同志，我们在德国人包围之中，他们沿伏尔加河岸边埋设了地雷，附近还有敌人的巡逻兵……’

　　我们决定突围，回到自己人那里去。

　　我们想从敌人后方绕过去的尝试失败了，因为我们遇到德军的一队人数很多的自动枪手，我们费了很大劲才摆脱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室并在那里等候。我们一直等到乌云遮住了月亮，天空昏暗了，才从地下室爬出来，我们小心翼翼地向伏尔加河移动。我们相互搀扶着，咬紧牙关，忍着伤痛，慢慢地向前走着。我们一共只剩6个人，而且全部都有伤。科茹什科走在最前面，他现在是我们这个小组的战斗警卫，是我们的主要战斗力。

　　城市上空弥漫着烟雾，建筑物的废墟冒着阴燃的火烟。伏尔加河岸边的蓄油池在燃烧，铁路路基上的车厢也在燃烧。左面，激战仍在继续，爆炸声震天价响，五颜六色的曳光弹象爆火箭豆子似地飞向天空，空气中充满了火药的焦糊味。那里，正在进行着决定城市命运的搏斗。前方，在伏尔加河岸边，在照明弹的闪光下，可以看见德国人的巡逻队。

　　我们爬到近处，选择突破地点。眼前主要任务是悄悄地干掉巡逻兵。我们发现，一个德国兵有时走近一个单独停放的车厢。从那里，很容易接近他。科茹什科用牙咬着匕首，向车相爬去。我们看见，那个德国兵又慢慢地走近车厢……一个短促袭击，德国鬼子倒下去了，连叫都没来得及。

　　科茹什科迅速地扒下他的制服，穿在自己身上，然后不慌不忙地向迎面而来的另一个德国兵走去。这个德国巡逻兵毫不猜疑地走近科茹什科身边。我们的通讯兵又解决了第二个。我们忍着伤痛，快步穿过铁路路基，散开队形顺利地通过地雷区。伏尔加河就在我们眼前了。我们伏在河边，不管水多么冰冷，贪婪地喝起来。我们喝呀，喝呀，怎么也喝不够。后来，我们拣了一些圆木和碎木头，费力地钉扎了一个小木排，轻轻地放下水，然后扶着它，顺流而下，我们没有浆，就用手划。我们尽量靠近急流，使速度快一些。天快亮时，我们被冲到一个沙滩嘴上，这里靠近我高炮部队。高射炮手们惊讶地看着我们这几个衣衫褴褛、满脸胡须、瘦弱不堪的人，费了好大劲才认出是自己的同志。他们给我们拿来面包干和鱼汤。我们好像一生中从未吃过比这更香的食物！这是我们三天以来第一次吃到东西。

　　同一天，高射炮手们把我们送到卫生营……”

　　安东·库兹米奇结束了他们营在9月21日以后的故事。

　　现在，对近卫第13师第42团1营的遭遇都清楚了。这是我们军队英雄主义精神的又一见证。他们在被分隔开的防区，以战斗小组为单位独立作战，他们为争夺每一座房屋而战斗，一直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使敌人遭受了很大的损失。

　　我们的小分队所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使得敌人大为头痛。每一个这样的战斗小组，都与兵力优势的法西斯匪徒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殊死战斗，敌人开始害怕我们的战士了。通向斯大林格勒的路，在他们眼里是一条通向坟墓的路，斯大林格勒被他们看成是地狱。

　　而大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们却竟相比赛，看谁最勇敢，看谁最经得起考验，看谁消灭的侵略者最多。

　　在那几天里，德军的一大股自动枪手，在坦克的掩护下，突入中心码头，切断了我集团军主力与在库尔斯克大街、高加索大街和克拉斯诺波利斯克大街作战的两个步兵旅和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的联系。但是，到了9月21日，保卢斯还不敢宣称，他已完全控制了城市的南半部和中心渡口。因为在那里，我军仍在进行着顽强的战斗。

　　9月21日晚，在达尔和戈拉地区的我军观察员，发现了大批敌步兵和坦克在集结。不久，敌人在猛烈的炮火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他们企图在行进间冲到察里察河左岸，但其进攻受到我伏尔加河左岸炮兵火力的拦阻。部分坦克和步兵退回出发阵地，剩下的敌人被苏联英雄巴特拉科夫上校的旅歼灭了。这个旅的成员中大多数是水兵。在这次战斗中，B·茹科夫中尉率领的、由17名水兵组成的小分队，就击毁了6辆坦克。在这个地段上，法西斯匪徒共损失8辆坦克、近300名士兵和军官。而苏联水兵一步也没有后退。

　　次日，敌人在市中心每隔1小时就用步兵和坦克向罗季姆采夫师的阵地发起攻击。他们竭力想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只是在傍晚，敌人加强了其坦克、步兵和飞机以后，才把罗季姆采夫的部队稍微压退了一些。德军先遣支队沿莫斯科大街前出到伏尔加河岸。与此同时，敌人一个步兵团沿基辅大街和库尔斯克大街推进到专家楼地区。

　　尽管德军在数量上、尤其是在坦克数量上占优势，但他们始终没能切断罗季姆采夫师与集团军主力的联系。近卫军战士只是退到中心渡口偏北一点的地方，但是市中心仍在我们手中。仅在9月22日一天之内，他们就击退敌人12次进攻，击毁敌坦克32辆。尽管敌人不断地发动猛烈的攻击，但敌人在这里没能再向前挪动一步。9月21日，戈里什内师的部队来到多尔吉冲沟的北源头，使其右翼与坦克第36旅衔接起来。但在9月22日白天，敌人多次进攻，将其从这里的阵地逐出。戈里什内师退到了沿马马耶夫岗西南坡的防御阵地。这样一来，在多尔吉冲沟和克鲁托冲沟之间（戈里什内师和巴秋科师的接合部）、在人民委员会大街和维连大街一线占领防御作为第2梯队的步兵第112师，就突然出现在第一线，并投入战斗。

　　在城里进行的第10天的战斗即将结束。希特勒原拟在9月15日以前占领斯大林格勒的计划破产了。在这些天里，德军陆军总参谋部不得不向斯大林格勒战斗最激烈的地方不断地投入预备队。我们的侦察发现，每天都有敌人的补充人员和坦克抵达斯大林格勒。